2001年4月1日，美军EP-3型电子侦察机一架，飞住中国南海海南岛进行电子侦察。8时36分，中国海军南海舰队航空兵发现美军大型飞机一架，正向中国海南岛三亚外海抵近侦察。
8时45分，中国海军航空兵陵水基地中校飞行员赵宇和中队长王伟奉命驾驶歼—8II战斗机紧急起飞，这两位中国飞行员为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将奉命对美军飞机的侦察活动进行例行性跟踪监视。
8时52分，中国空军飞行员王伟在机载雷达上发现、锁定左前方20度、距离50公里处的一架大型飞机，并很快判明为美空军EP—3型电子侦察机。
美军侦察机当时航向240度，遭到中国空军雷达锁定后，马上向指挥部发出“A.I Lock on(遭中国战机锁定)”的无线电电文，并转航向为40度。不久美机即遭到中国空军拦截
9时05分，美机将整航向调至110度，中国空军战斗机也转至110度，在中国海南岛靠海岸一侧，与美机同向同速飞行，将美机与中国大陆隔开，维护着中国的主权和尊严;美空军电子侦察机在中国歼-8II战斗机外侧飞行，中美两国飞机相距400米，中国飞机飞行高度略低于美机，美机飞行速度600KM/小时。
9时07分，美机突然大动作向中国飞机方向(中国海南岛方向)急转向，庞大的EP-3飞机快速向王伟的歼-8II飞机后机身撞压过去。短短几秒种的时间，美机机头和左机翼便相继撞到王伟飞机的后机身，同时美机左翼外侧螺旋桨将王伟的歼-8II飞机的垂直尾翼打成碎片。
赵宇中校当即提醒王伟：“你的垂尾被打掉了，注意保持状态，保持状态”。王伟回答‘明白’，但此时飞机已进入飘浮状态无法操纵，约30秒后，王伟驾驶的飞机出现右滚下俯状坠落，飞机失去了控制。
王伟请求跳伞，赵宇回答：“可以”。之后，赵赵宇中校驾机盘旋下降至高度3000米时，发现王伟的飞机坠海，还发现空中飘有座椅稳定伞和救生伞各一具。赵宇驾机盘旋一周，确认王伟位置后返航。9时23分，赵中校驾机安全着陆，但飞行员王伟下落不明。宇便与王伟失去联系。
美机与中国空军飞机相撞后，急剧坠落数千英尺后被机组人员重新控制下来。美国飞机当即向基地发出“MAYDAY(紧急呼救)”的电讯，随后美机便进入中国领土。
位于东海上空的另一架美军EC-135侦察机收到了“MAYDAY(紧急呼救)”的电讯，由于第一时间美军机员并未说明确实状况，美驻日军用基地海军F-14战机与日本航空自卫队的F-15战机立即起飞，执行“救援任务”。
美机的异常行为引起中国军方的高度警惕，一度出现中国军用战机紧急起飞的动作，中国空军驻遂溪基地的两架Su-27战机中也奉命紧急起飞前往南海，并在途中被突然调住另一个指定空域，警戒美军驻日基地起飞的F-14战斗机。
9时33分，美军用电子侦察机未经中国政府许可，降落在中国海南岛陵水海军机场。
事件发生之后，经过中美双方交涉，中方同意在美方表示道歉后释放美方机组人员，交回飞机。美方先提出派人到陵水将飞机修复后飞回美国，被中方拒绝。后中方允许美方将飞机拆卸后运回。
2001年6月，由该机制造厂 - 洛克希.马丁公司派技术人员到海南岛陵水海军机场现场进行拆卸分解，分解工作于6月13日起，在陵水机场着手拆卸工作，至7月2日拆解完毕，经租用俄罗斯的安-124运输机装运，于7月3日运抵美军在夏维夷的基地。
据美国《环球战略网》5月27日报道，美国宣布，2001年初同中国空军战机发生碰撞事件时，美国海军EP-3电子侦察机是在对海南一处正在建设的海军基地进行侦察。
听到老江讲的：就算两个走路人碰到了，很正常，也得说声道歉。我哭了，这不是道歉不道歉的事。这是有人跑到你家，踹了你一脚，把鞋踹掉了，还让你给他送回去。而对于一个国家，你怎样理解什么是侵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2年3月11日发表的《2001年美国人权纪录》中指出：“美国军用侦察机在中国近海上空违规飞行，造成中国飞机机毁人亡，且未经中方允许，擅自进入中国领空，降落中方军用机场上，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人权。”以下这篇文章，是美国机长、海军上尉沙恩·奥斯本(Shane Osborn)的自述，由台湾《中国时报》译自美国媒体，现转载该报译文的一部分，主要谈及美军飞机擅自闯入我陵水机场的经过，供读者参考。
美军飞行员对中美撞机(王伟事件)的回忆未删节版
我坐在机舱中，努力想小睡片刻，但就是睡不着。所以我拿起一瓶矿泉水，挤过飞行舱走道，沿路和几位负责密码技术与电子战的组员聊了一会。这架飞行中的EP-3一切顺利，机舱中各项设备运作正常，约翰．科默福德中尉向我保证，这次任务将像教科书一样标准。
我说：「只差还没碰上拦截。」我走进驾驶舱，帕特里克．霍内克上尉站起来，把右边位置让给我。机械师温迪．威斯特布鲁克也替换下军士长尼古拉斯．麦洛斯。我戴上耳机，检查仪表板。我们正沿着亚洲大陆海岸飞行，以七十海里的时速飞越海南岛南南东方。今天是四月一日愚人节，冲绳时间早上九时五十五分，再过十分钟，我们就准备要返航。
我向驾驶舱的右窗扫描，突然间看到两架中国海军歼八战斗机在大约半哩外出现，爬升到我们的高度。人民解放军今天早上还是没有忘记我们。两架战机成纵列队形，但是长机飞行员显然误判了相对速度，一下子超越了我们近四分之一哩。这位飞行员不得不大幅减速，子弹形的机头也高高仰起成攻击角，所幸距离尚远，我们不必担心。若是在军校，这种差劲的驾驶技术一定会被教官当掉。
我再一次提醒组员注意，所有观察员到窗边就定位。目前看来，两架中方战机并没有靠近的意图。我用自动驾驶，以五度的倾斜角慢慢转离中方战机。我知道中方飞行员一定会像以往一样，继续在一旁监控，直到我们掉头飞回冲绳，他们才飞回海南岛。
这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左舷观察员报告说：「七点钟方向下方来了两架战斗机，逐渐逼近」，两架歼八不但没有飞回海南岛，反而变换位置，飞到我们左侧，从后方逼近。
我安抚组员：「他们大概只是想看看我们。然后就会飞回自家基地，因为我们也要离开了。」这时我们的机身还是在自动驾驶下成轻微的斜角，我看着罗盘仪慢慢转向东北方七十度，那是回基地的方向。敌方战机在一旁环伺，我双手放在.纵杆上，一有需要，随时取回飞机.控权。帕特里克与麦洛斯都来到飞行舱，站在我身后。左舷观察员持续报告，特别评估员马西雅．索诺恩上尉蹲在约翰．科默福德中尉身旁，从左舷机翼上方的小窗，紧盯着中方战机和飞行员，她说：「他来到三点钟方向，他的战机全副武装，机翼下挂着飞弹，他戴着氧气面罩。」
马西雅的声音突然紧张起来：「他靠得好近，五十尺、四十尺。他越来越近，现在离我们的机翼只有十尺。他在打手势，不过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我将四根动力杆轻轻向前推，把空速增加到一百九十节。我可不想让别人靠我们的机翼这么近。歼八在海平面上的着陆速率只有一百五十六节，但中方飞行员还能紧跟着我们，真令人惊讶。现在我们只能靠自动驾驶系统，虽然机舱中有空调，但是我已经浑身湿透。
拉锯之战 中方拦截挑□冲向左翼
杰弗里．威格纳里中尉松了一口气：「好了，他退开了一点。」马西雅也证实：「现在他回到我们的七或八点钟方向。」
这真是一次怪异骇人的经历。那个中方飞行员到底要我们怎么样？我们是在国际领空，正要飞离中国，返回基地。他如此接近，使我无法稳定控制庞大的侦察机。突然间我有个奇怪的想法：「这回的任务报告有得写了。」中国战机这样近距离拦截挑□，我的报告一定会在指挥系统掀起轩然大波。但是这次拦截还没完。观察员报告：「左后方，他又来了，一直逼近，快速逼近。」帕特里克看着窗外惊呼：「老天，他差点撞到我们。」我只觉得肾上腺素注满了全身，问道：「什么意思？」
帕特里克一语不发，指着窗外。歼八的机身在我们机翼的下方，不过两机的驾驶舱是平行的。我看到歼八的机鼻在我们左翼的翼展下方进进出出，距离高速旋转的一号发动机螺旋桨只有几尺。这时中国飞行员把面罩拿掉，我们四目相对，他嘴里喃喃咒骂着，举起一只手，好像是要挥手叫我们离开。
我害怕极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只用一只手驾驶飞机？歼八飞行员在.控时必须一手握节流阀，一手抓.纵杆。现在这个飞行员显然没有在好好.控飞机，因为他的机鼻正不停地上下抖动，每一次的幅度约三到五尺。
他紧贴着我们机翼下方，又飞得这么不稳，让我无计可施。这架歼八突如其来地逼近，又突如其来地离开，我松了一口气，心想，这回的任务报告真的是写不完了。刹那间，帕特里克大吼一声：「他又来了，快速逼近中。」歼八再度从我们的左后方逼近，速度快到飞行员无法控制。
他不但没有放低机鼻，从我们左翼下方穿过，反而抬高机鼻，试图转向来抵消逼近的动态。这时歼八的机身也以陡峭的角度向上倾斜，冲向一号发动机的螺旋桨。天摇地动，发动机遭撞碎尖叫四起。帕特里克大叫一声：「天啊！」语音未落，左翼爆出一阵巨响。我们的机身剧烈颤动，犹如开车穿过崎岖不平的乡间小路。
我看到一大片冒着火光的烟雾和碎片。可怕的砍劈声一阵一阵传来，听起来就像一把巨大的链锯硬将金属锯裂。我双手紧抓着.纵杆，感受到每一次冲击。组员在恐慌中尖叫失声。歼八的碎片从左方飞来，链锯声停了，但是一块厚重黑色的碎片朝着冲向驾驶舱，是歼八的机鼻。这时我才知道，一号发动机的螺旋桨击中歼八垂直安定面与机身接榫的部份，硬生生将整架战机削成两截。
撞击的威力犹如飞弹爆炸，另一大块黑色碎片向上翻腾，飞越挡风玻璃，那是我们的玻璃纤维鼻锥。飞行舱的每个人都放声尖叫，紧缩成一团。第一次撞击之后，前方压力舱被刺穿，传出一阵阵刺耳的减压声与引擎的隆隆声。歼八另一截机身还在我们下方，差一点击中右翼以及第三、四号发动机的螺旋桨，让我吓出一身冷汗。
飞行舱中一片混乱，组员不停尖叫。我们的机鼻朝上，但左翼陡然下倾，我在军校从来没学过这种飞行。一号发动机的螺旋桨与机鼻严重受损，整个机身格格作响，剧烈摇晃，强劲的气流四窜。我立刻想到，飞机将要倒飞俯冲，EP-3机身虽然坚固，但是也经不起这番折腾。
濒死梦魇
飞机急速坠落理智求生，我本能地大力将.纵杆转向右方，用脚猛踩方向舵踏板。飞机一直向左方倾斜，机鼻像石头一样往下坠。我瞄了一眼陀螺仪，我们的倾斜角已经超过九十度，开始倒飞。我一阵反胃，感受到死亡迫在眉睫。尽管我拚命控制，还是无济于事。我抬头一看，却看到南中国海的碧蓝汪洋，歼八前半截机身从我眼前飞过，冒出火焰与黑烟，一个看似降落伞的灰白色影像滑过天际，场景有如越战记录片。
但这是现实，不是电影，我们也像歼八一样直往大海坠去，根本不是在飞行。这是最可怕的梦魇，但真实无比，我心想：「这回死定了，我们在高空中，飞机已经不能飞，过不了多久就会撞击海面。」俯冲角越来越陡，空速直线飙升，尖锐的气流声穿透压力舱。倾斜角超过一百卅度，机鼻比水平面低五十度。再不想办法平衡机身，拉起机鼻，我们就会开始翻滚，万劫不复。
但是我不能放弃，机上廿三位组员的性命寄托都是我的责任。海军训练我多年，就是要我能够处理危机，我要战斗到底。理智逐渐克服惊慌，我提醒自己：机身严重左倾，机鼻一路下坠，现在我要将副翼与方向舵全力打向左边，在倒飞的同时阻止飞机翻滚。垂直方向速率指示器已经到达每分钟六千尺的最高点，已经超过机身设计的极限，但是可怕的下坠也让我们进入更稠密的空气，可望增加对副翼的空气浮力，让我平衡机翼，然后才能拉回.纵杆，从下坠的过程中脱身。
非常缓慢地，蓝色海洋逐渐滑向右方，我口乾舌燥，全身紧绷，紧盯着驾驶舱窗外，努力回想依循我在军校中受的飞行训练。虽然下坠速度越来越快，但是两翼已逐渐转向平衡，陀螺仪也恢复正常状态。撞击发生在两万两千五百尺，现在高度是一万五千尺，也就是说我们在卅秒内下降近八千尺。
而且受损的螺旋桨还在旋转，随时有可能脱落并击中机身。我转身向杰弗里大喊：「用无线电求救。」他立刻以国际紧急无线电频率呼叫：「求救！求救！我们要坠机了。」我也将雷达响应器从待命转到七七○○与「紧急」，让地面雷达站知道我们的情况。下坠速度还在增加，我要组员准备必要时跳伞，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跳伞极端危险。
迫降海面也是玩命的选择，高速撞击下，水面有如一堵混凝土墙，机组员几乎不可能生还。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降落，我拿起对讲机对导航员雷吉娜．考夫曼说：「雷吉娜，带我们航向最近的机场。」我知道那会是在海南岛，大概就是陵水机场，歼八战机的基地。
“红灯在闪”，温迪突然宣布，声音沉重。我看到引擎仪表的3个过热红灯，警觉到已经将引擎开到最大功率太久，如果不慢下来，可能又会烧掉一台引擎，这架飞机绝对无法再飞。我透过播音系统呼叫：“启动紧急摧毁计划，准备迫降。”然后对旁边副驾驶帕特里克·杰弗里说：“杰弗里，把迫降程序表念给我听。”由于压力舱壁已经有个大洞，所以不需减压。两个空调控制显示器均已失灵，因此毁弃资料的速度需要多快只能凭猜测。杰井里从资料毁弃程序表上读出的项目大多数不适用，适用的项目只有几项，包括在适当时间设定状况五，以及让全体机员准备跳伞等。
我可以想像后面的人乱成一团，操作员与技术员各自忙着收拾自己的机密资料，然后由约翰·科默福德中尉收集起来放进机密盒。约翰也负责消除所有的机密数字资讯，然后他会依照迫降程序，用消防斧砸毁所有电脑。程序表最后一项是把机密资料盒和砸毁的电脑从右方舱门丢出去。我们已经飞到外海，机密盒丢出去后会沉到海中，所有书写的机密资料都会很快溶解。
飞机在擦撞后急速下坠时，我们的飞行速度可能超过400节(740公里/小时)，所承受的重力一定超过这架飞机设计上的限制，很可能它的结构已经受到重大损害。也许前起落架鼻轮转向装置的液压线会断裂，导致所有液压液完全流失，从而使方向盘的液压助力器失灵。这一来，我势必无法控制左翼承受的强大拉力而导致失速；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最好趁早让机员脱身，然后自己撞毁飞机。
此时我还不能弃机，海军不曾教飞行员轻易放弃。我要设法稳住机员，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驾驶这架飞机。但我知道，唯一生还的希望是找个机场降落，不管在哪个机场。紧急摧毁计划已经启动，我们毕竟不是处在战争状态，如果能够拯救这架飞机与机员，何必白白送死。丢弃资料稳住机员
我用播音系统呼叫：“雷吉娜，给我一个方位，我需要一个可以立即降落的方位。”雷吉娜回答：“大约在290。”我们在下坠回升后的方向大约是往西的270度，只要把机头转向约20度，就是朝中国海南岛陵水军用机场前进。
“陵水，陵水”，我用国际紧急频率呼叫：“KR-919紧急呼救，这是一架严重受损的飞机，大约在海南岛东南方70海里处，请允许紧急降落。”在引擎轰隆声及强烈气流形成的噪音中，我听不到回答。我再次呼叫，还是听不到回答。
照约翰事后描述，当我们这架飞机与中国的歼八军机擦撞时，飞机急速下坠，随后虽恢复稳定，但机头还是朝下，接着他听到我透过播音系统下令：“准备跳伞。”于是约翰往后舱走过去，监督降落伞的分配。降落伞伞具都已照个人的身材经过调整，因此每个人必须拿到自己的降落伞。过程很顺利，没有人惊慌失措。
约翰穿好自己的降落伞、头盔及手套，在主舱门旁的跳伞位就座，然后用头盔上的麦克风透过对讲系统跟我联络：“驾驶舱，我们准备要跳机。”但是听不到我回答。机员已经排成一列，抓住头上的拉环，个人检查自己的跳伞装备。
就在此时，约翰听到我透过播音系统呼叫：“启动紧急摧毁计划，准备迫降”。
机员立刻放开拉环，每个人把自己的机密资料交给约翰，然后约翰把机密资料收集到机密盒，再用消防斧狠砸所有笔记本电脑的键盘，等确定没有遗漏之后，他走到右方舱门下方，准备打开舱门，完成紧急摧毁程序。
当后舱乱成一团时，我对杰井里大喊：“你来掌控”。然后我起身准备穿上跳伞装备，这时约翰突然出现我身后，帮我穿上降落伞。其实我知道等机员都跳伞后，我自己再到后舱跳伞已经来不及，但是我已经下令大家准备跳伞，如果我自己不穿降落伞，会影响机员的心理。约翰对我喊道：“我准备打开舱门”。我猛点头也大喊说：“该怎么办怎么办，我不管你什么时候开舱门，我们要飞往陵水。”
我跟杰井里换回位置，从左边窗户望出去，可以清楚看到一号引擎受损的情况：虽然叶片仍快速转动，但有两个叶片被削掉30多厘米，难怪飞机震动得这么厉害，好像要散掉一样。在叶片脱离引擎击穿机身之前，我们一定要设法迫降。
我戴上耳机，接手掌控操纵杆。帕特里克透过紧急频率直接呼叫陵水机场。我感受到机身的压力改变，知道约翰已经打开右方舱门丢弃机密资料。
飞机的高度表已经出故障，指针在8000英尺(2400米)上下大幅晃动，尽管地平线及其他仪表显示飞机已经稳定下来。我不是很担心，因为雷达高度表还在运作，在飞机到达5000英尺(1500米)高度时就会显示精确的读数。
雾中摸索闯入海南
海南岛中央有座山，在这个高度与距离应该已经可以看到，但是雾太浓，能见度不足。我大声问：“雷吉娜，机场在哪里？”雷吉娜回答，“保持290度，直到看见机场为止。”
这时我决定降低高度。飞机引擎仍保持在接近最大功率，我把3台引擎的动力杆抓在右手，用左手抓住主失灵的一号引擎的动力杆，然后减低大约100个轴马力。飞机水平猛然倾斜，左翼与机头急速下坠，高度突然大幅下降，令我大吃一惊。我把动力杆再次往前推，感觉到速度增加、下降停止。我必须以高速让飞机更为缓慢地下降，才能使飞机不至于失控。
约翰后来说明了他在机舱尾部遭遇的情况。他陷入呼啸不止的气流中，一手抓住机舱外框，另一手抓住已破碎的电脑。他想把电脑抛到风吹不到的地方，并将自己上半身推离已掀开的舱盖。不过，第三号引擎震耳欲聋的一阵爆炸，极可能将他吸到飞机外。
他对后面两个机员喊：“抓住我的降落伞。”他们随即紧抓他的系带，然后将他往后拉。接着，他将黑色扁平的电脑一个个丢到强风中，它们如枯叶般被吹走。
“紧急销毁”清单中的项目现在已全部处理完毕。约翰拿起舱盖锁定在舱架上。我通知帕特里克说：“进入状况五。我们准备降落。”
帕特里克按了按电钮传达命令：“状况五”。我微微将动力杆往后拉，直到将飞机速度减到降落速度。我的手臂酸痛无力，因此由帕特里克与我轮流驾驶。每个人三四分钟，一切还算控制得当。在我们降到大约5000英尺高空密度较厚及较潮的空气时，发觉已可小心翼翼地将操纵杆从垂直角度往左旋转到大的75度，让我们驾驶起来较容易，但由于机体持续震动，仍须费番力气才能控制往飞机。
最后，海南岛上青色山脊出现在前方一片浓雾中。当时，我负责驾驶机，帕特里克打开无线电。他以缓慢清楚声音说了两次：“陵水。KR-919要求紧急降落。我们是一架严重受损飞机，地点在海南南方约5英里(8公里)。我们必须紧急降落。”
对方没回答。在飞临海岸时，我们从前方云雾中可见岛上一座小型城市发出的灯光。照规定，海军飞行员不可将受损飞机飞到城市上空。我加了点动力将机身右倾飞离了该岛。在找到陵水机场的位置前，我们还须盘旋一阵。很不幸，我们未携带该机场详尽的进场图表，否则应可查出降落方向、跑道长度、塔台通讯频率及他们的航行辅助设备等资料。我们通常会携带这个区域内各大机场进场图表。不过，没人料到我们有一天会试图将一架受损飞机降落在一座中国军用机场。
在我们缓慢盘旋，下降到海平面2000英尺(600米)时，雷吉娜会用她的精准导航设备提供降落方向给我。我说：“雷吉娜，给我方向好吗？”她谨慎地说：“你该看到一座城市。然后是一条河流。机场就在左方。”
在完成360度回转后，我前倾看到了西面两座青色山岭，城的东西有处弯曲海滩。这幅景色很像夏威夷群岛的瓦胡岛上的卡尼欧黑海湾。褐色的水泥跑道在第一座山岭后方浮现。
我喊道：“陵水。我看到机场了。”在我们以1000英尺(300米)高度飞越海滩的白色半月湾时，我扳动升降舵，但它却动也不动。我一阵惊恐：机尾部分已受损，不能用力猛扳。
手册无用仅凭经验
以此之前，军士长麦洛斯一直注意看我及帕特驾驶，并监视每个仪器，以确保还完好的引擎仍在顺利运转。驾驶舱内，我们3人都全神贯注在降落动作上。
在我们接近海南时，军士长一直忙着翻阅紧急手册，为我们面临的降落难题寻找解决办法。不过很显然，我们所面临的航速显示器丧失功能、撞掉的机首及不能转动的襟翼这些难题，无法在手册上找到答案。
我们以1000英尺高度飞越地面上的棕榈林及一片片只褐色的干稻田时，仪表上显示地面速度为220节(407公里/小时)。我们只能将这个数目拿来参与。军士长喊说：“143节(265公里/小时)是我们不用襟翼的降落速度。”不过，既然我无从判断我们的正确航速，我们只能在进场最后阶段加快速度。我说：“照这个速度加30节。”
我将动力杆向前推了1英寸加快速度。闪闪发亮的跑道就摊开在前面，与我们的航向成垂直角度。我准备以这个角度飞越机场。在800英尺(240米)高度，我可以检视机场。不过，在飞越机场后我必须左倾30度以免撞上山坡。在正常情况下我想都不必想即可完成这个动作。今天以这根操纵杆要拉到适当角度却又不能超过，让我倍感吃力。
我们以大约700英尺(210米)高度飞越机场。跑道上没有飞机或车辆。我看见右方一排露天式机窝，每个机窝内都停有一架歼八战机。不过，现在可不是观光的时候。
我屏住呼吸，将飞机左倾以免撞上山坡。我告知帕特：“起落架放下。查验降落步骤。”帕特的双手在座椅两旁摸索。他着急地问道：“查验单呢？”结果，查验单已经跟机密资料一起丢了。我说：“帕特，起落架放下。”帕特伸手抓住轮胎形的起落架把手，并往下扳。
我们3个人屏住呼吸看着仪表板右方的起落架位置显示器从“上”转变成“下”。由于机首破损，起落架放下的声音比平常要大。看来，起落架并未受损。
从撞机那刻开始，一直存在我心中的那股恐惧感终于解脱了。我了解到，我们可以存活了。我喊道：“现在，我们有3个起落架放下并锁定。”“没错，”他说，即使在一片气流嘈杂声中，他的声音也明显含有一股解脱感觉。
我在约500英尺(150米)高度转弯，并朝北准备再转弯飞回降落。因为无法与塔台通话，我无从得知风速。跑道两旁也没有指示牌显示跑道长度。不过，既然是歼八基地，应该长
得够我们下降。反正，不够长也没办法，因为我们得降落了。
我向帕特说：“报告地面速度，一直到我们降落为止。”由于飞机受损，我不能照正常的机首朝上方式降落，即后起落架先着地，前起落架后着地的方式。今天，我准备以类似雄猫式战机降落在航空母舰甲板上的方式降落。至少，我不必像雄猫飞行员一样试图去钩缆线。
另外，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如果着地不顺，我没有拉起再降落一次的机会。机身的受损状况，再加上机身重量，不允许我们有另一次机会。我必须在第一次降落时就让飞机安全着地。
宽广的混凝土跑道就在我们下方，我把操纵杆慢慢往后拉，速度降低。这架大飞机轻轻地落地，我们几乎感觉不到起落架碰触到地面。
EP-3滑过跑道，发出尖锐的声音，我只有15秒钟可以停下飞机，但是3台发动机正以130节(240公里/小时)的速度拉着飞机在跑道上滑跑。在这样高的速度下，发动机很难反转，我也无法正确判断转速，只能等候仪表板上的信号指示。
绿灯一亮，我立刻拉住3台发动机的动力杆，让螺旋桨开始反转，同时控制方向舵，尽量让飞机维持直线行进。这时飞机不停抖动，但是速度立刻慢了下来。我对自己说：“我做到了！我做到了！”
突然间，我听到后方组员发出尖叫声与欢呼声，我深深呼了一口气，转庆看着帕特里克和麦洛斯，一切尽在不言中：真不恨相信我们还活着。但是另一个念头却让我悚然一惊：我们虽然还活着，但如今人在中国。
我轻踩制动器，放缓飞机速度。跑道很颠簸，方形水泥块的隙缝中冒出小草，左前方，两辆满戴士兵的绿色军用卡车，驶过塔台。
我跟帕特里克与麦洛斯说：“看来他们已在等我们。”帕特里克说：“他们大概侦测到我们飞机的信号。”
显然对方知道我们要来。杰弗里曾看见没有失事的另外那架歼八跟我们平行飞了几分钟，后来便向海南岛飞去。
我们快到跑道尽头时，一名穿短袖的地勤人员，走过来挥手示意要我们滑行。他挥动右臂，要我们向左滑行到停机坪，卡车这时已开到前方，士兵纷纷跳下来。大约三分之一携带AK47冲锋枪。我听从了命令。
虽然引擎仍从损毁的压力舱传出转动声，现在已没有高速气流扑面而来，对讲的通讯清楚多了。我问约翰：“舱内一切没问题吗？他立即回答：“还没有；给我一分钟，好不好？”
在执行紧急摧毁计划时，无线电联系必须在“零”状态，后舱的人需要几分钟启动这个设备。我完成转向动作。中国军官举手示意，要我们停在卡车旁边。我不断点头表示我懂并愿意合作，并启动制动装置停机。军官要我们关掉引擎，军队也包围了飞机。从停机坪望过去，有几栋橘色屋顶的水泥建筑，有几株棕榈在风中摇弋，我也看到稻田和远处的茅屋，我们已身在中国的军用机场，是错不了的。除武装军人和我们之外，没有其他的人。
约翰知道此刻时间分秒必争，而我却需要尽量在不惹怒对方的情况下拖延时间。我使用遇除频率对着无线电话筒说：“陵水，陵水，这是KR-919。我们需要几分钟的时间让引擎冷却。”
那当然只是拖延时间的借口，我希望他们会相信。我的确需要时间来处理紧急事项。
尽量拖，我跟自己说。我们必须向太平洋美军司令部报告我们的遭遇，让指挥部得到第一手信息。
此时，中国军官变得异常坚持，他指着引擎，手划过脖子。我已不能拿手下机组人员的生命跟我这些拿AK47的人开玩笑。
麦洛斯把引擎动力杆拉下，关掉油门。四号螺旋桨停止转动后，中国军官似乎松了一口气。他们大概不敢在二、三号引擎还在转动的情形下，贸然把梯子架上机翼，太危险了。
“麦洛斯，情报送好了没有？”
“好了。”口气有些无可奈何，“可是指挥部他们要我们再拖个几分钟。”
“麦洛斯，关掉三号跟二号发动机，辅助动力装置开着。”
我可以想像指挥部那边的情形，我们的报告肯定已经引起一片紧张气氛，无线电通讯的操作员一定接到尽可能保持通讯管道畅通的命令。然而我们的无线电需要电力，而电力要靠引擎或驾驶舱下方的辅助动力装置来供应。
关掉最后两个引擎，可能拖了两分钟，但我不能再冒险拖下去。约翰一定已把简要的事情经过传回美国军方：一架中国歼八军机与我机在南海上空擦撞，我机严重损坏，机员平安。紧急破坏计划执行完毕，我们迫降在最近的陵水机场。
一架机身漆成蓝灰保护色的双螺旋桨中国军用运输机滑到跑道尽头，跑道上的热气上腾，引擎加速，朝我们进场的方向迅速起飞，向东南方飞去。我说：他们是搜寻失踪的歼八飞行员去了。我希望他们找得到他。
引擎关掉后，辅助动力装置的声音显得特别大，那名中国军官又开始比划起来，要我们把辅助动力装置也关掉。
我对麦洛斯说：“关掉吧！”
我解开安全带，走向机尾。舱内到处都是碎玻璃与毁掉的电信器材。辅助动力关掉后，空调也关了，舱内燥热不堪，我的衣领已湿透。我扯掉降落伞和救生衣，扔在通讯设备上面。这时对方已将我机包围。我希望自己是第一个跟对方打交道的人。
下面一群穿军便服的军人看着我，其中一人是译员，英语不甚流利。他说：“不要在飞机内走动。”一面说，一面看着我身后的机员，“有没有人需要就医？”
我摇摇头：“我们没事。”
我方的机员仍在舱内通讯设备前忙着。译员又说：“不要再动设备。”另一名机员跑过门口，他又命令：“不准在舱内跑动。”这次声音严厉许多。
中国军官说了一些话，译员说：“你们有没有带武器？武器要交出来。”
我不断摇头说我们没有武器。
“果真？”
“是的。”
骄阳在机场上空发威，我紧张得口干舌燥，但我们现在在中国境内，我是任务指挥官，我必须冷静处理一切状况。
军官用手持电话与上级联系。这时又有一名机员跑过我身后。他喝道：“不准活动！”拿AK47的年轻士兵看起来神情紧张而随时戒备。
我回头向舱内喊：“不要再从门这里跑来跑去。”
军官命令说：“你下来。”
我摇头说：“我们不希望下飞机。可以借用电话吗？”
我又说：“如果我跟你们去，你们可以让我打一个电话吗？我得向指挥部报告我们平安。”
军官回答：“办不到。那个由我们来管，你不用担心。”译员要我们下飞机。
我听见命令，看见更多的武装士兵在机翼与机尾之间整队。我们已经完成紧急破坏计划，可以离开了。跑道上的人个个都有武器，我们没有，如果他们要向我们动武或无礼，他们完全办得到。他们可能饿死我们或枪毙我们，既然要被迫留下来，没有必要把事情再进一步弄糟。
我跟约翰说：“该下机了。”
他摇下折梯，我第一个下来。
机员鱼贯下来，他们下来时，我一一点头，有的人显然被这样的阵势吓坏了，有的人则力持镇定。麦洛斯是最后一个下机的。
中国军官要上飞机。
我对他说：“你不能上去，它是美国财产。”
译员点头说：“好，我们暂时不会上去，会替你们看守。”
我问：“我可不可以把飞机门锁起来？”
“不可以。”
我们谈话之际，一辆中型褐色巴士驶来，对方要我们上车。译员指示把两箱瓶装矿泉水和宝岛牌香烟分发给我们。机组人员中有半数是老烟枪，一上车就点起烟来，车子里的空气变坏。我可以要他们不要抽，可是我知道他们会有什么感觉，所以什么话也没说，忍着。
我问：“我们要到哪儿去？”
“休息。”
我们坐着，不断灌水，同时吸着刺鼻的烟味。他们后来用小型的厢型车，让我们4个人一组去方便。我坚持我方人员分组如厕时要受到保护。从厕所看来，我们在陵水下榻的设施不会高明。
我往窗外望去，看见棕榈叶在微风中摇动，有些农民从庄稼地里伸头好奇地看我们。前面有歼八战斗机的尾翼从隆起的机窝掩体中伸出，我知这便是拦截我机的两架歼八战斗机的基地。
译员上了巴士说：“我们要带你们去吃饭。”
我们前往的餐厅设在水泥建筑中，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里面居然有冷气。我们有点害怕地鱼贯走入，看到一个大型投影电视屏幕上正在播放节目，更是大吃一惊。餐厅服务员半张着嘴盯着我们看，我明白我们大概是他们这辈子仅见的西方人。
我们每人都分到一个餐盘，并可选择叉子或筷子。午餐份量只能充饥：米饭、青菜、一些煮鱼。不过，麦洛斯却把剩菜吃得津津有味。像他这种老水兵，知道吃总比不吃好。我也是吃得点滴不剩——对自己的饥饿感到有些惊讶。然后，那位军官及译员把我感到餐厅外头。
译员说：“把机上所有人名字写下。”接着，他把一张纸及一支原子笔交给我。餐厅外除了树干无处可写字，因此他们让我返回餐厅在餐桌上写。有些机员由于历经折腾已经在打盹。我也累了，所以写得很慢。
在此同时，两位尉级军官走进来，并自我介绍是我们新的“正式”译员。其中一位年轻军官说：“我是董林(音)少尉。”
另一位说：“要带你们去午睡。”
我们鱼贯走出餐厅。我又是最后离开，因为要清点经过我的每个人。军官营房就在不远处，是栋两层楼建筑。我们被带到二楼。
阿甘少尉说：“你分配房间吧。”我等到每个人都挑好房间后，再把帕特及约翰拉到一旁，与他们共用一房。房间陈设都差不多。功能甚佳的壁挂冷气以及灰色床单。一切还算不错。至少机员都还在一起，且可自由在走廊上走动。
大伙儿挑好房间后，我叫他们到外头集合，一方面避免被窃听，一方面也方便讲话。我指指耳朵说：“在里头讲话要小心。可能有人窃听。大家保持冷静。我们会一起渡过难关。”
我转向麦洛斯说：“军士长，今晚派个轮哨卫兵，以保一切平安。”他回答说：“知道了。”我知道自己不必多说，他们会去处理细节。
半小时后，一等兵库尔森列出了一张卫兵排班表。每小时一班，每班两人，分别守卫走廊两边。如此，哨兵夜里即可看到机员从房间走到走廊尽头如厕的动态。
稍后，我跟几位机员在走廊上讨论对方可能的下一动作。麦洛斯抽了口中国香烟后说：“我们可能遭审问。”我答说：“我们受到这方面训练，知道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大家沉重地点了点头。我说：“听着，我们飞机在这里迫降，他们一定会很好奇。我们不必主动告诉他们太多，但他们需要知道事实真相。这点我们得告诉他们。”
晚间就寝时，我浑身疲累但无法入睡，脑海里尽是胡思乱想。撞机过程的惊悚画历历在目。等到我驱走这些景象时，我又为不能预知下一步可能发生之事而担心。来源：航空知识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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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的中美撞机事件已经过去6年多了，从目前能够得到的信息看，对于事件的具体情况仍存在着很多争议，而事件的很多细节可能永远都不会公之于众。本文力图通过现有的一些资料来解答事件的一些疑点。
疑问1、两架飞机为什么会相撞？
在此次事件发生前（包括事件发生后），在南海海域中国战机驱赶美国侦察机的行动都属于“日常行动”，大家都不是第一次打交道，应该说双方都是很熟悉的。我们的飞行员的任务就是与之周旋直到把他们赶走，他们的任务是尽可能接近中国领空从而获得更多情报。而我方飞行员为达到驱赶对方的目的，经常要与敌机贴的很近，这从视频上可以看出来，两者的距离近可以说完全超过了国际上通常的安全飞行间距，因此危险性非常大。双方对此都十分清楚，为了以防万一，此前应该是有一个应急处理预案的，一旦发生事故双方该怎么办都应该按规定来。但事件发生后美国方面并没有按预案的规定办，他们没有与中国方面沟通，而是擅自先自行公布了出来，打了中国一个措手不及（有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为证），这让中国高层非常恼火，因此才指责是美方故意撞机。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双方的飞行员都是“例行公务”，都没有故意去撞对方的理由：
美国方面完全没理由故意撞中国战机，撞了中国落后的机型歼8-II他们有什么好处呢？他们就对自己的飞机那么有信心？高空飞行又不是玩碰碰车，连个小鸟撞飞机都可能机毁人亡，更不用说飞机撞飞机了。茫茫大海之上，相撞之后如果飞机损坏严重，后果就是死路一条（后来的结果看他们是宁可降到中国机场也不愿意在海上迫降的），他们没有主观去撞的动机。
而王伟也不可能为了什么所谓的获得美国的先进技术而故意去撞，先不说撞机之后的结果难以预料（说不定是美国的侦察机先掉下去了呢，那样的话还能获得什么技术资料），假如是事先策划好的，那总不能只有两架飞机去吧，撞了之后就一架能飞了，怎么胁迫对方降到我们的地盘？所以起码我们要出动三架以上才可能使行动有可能成功。而且这样的话引起的外交方面的困难也是难以把握的，无论怎么分析，所以我们也不应该是故意去撞。
那么问题就来了，两架飞机怎么就撞上了呢？答案只能是：这是双方都不愿看到的一次意外。两者距离过近是基本原因，但由于此前从没出现过问题，所以双方都有些疏忽，可能是因为歼8-II的低速操控性能不太好，也可能是美方飞行员的距离判断失误，最有可能的是气流的扰动，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王伟的战机撞到了美机的螺旋桨失控坠毁，而美机也由于受损无法飞回基地。
疑问2、王伟为什么没有被找到？他真的没有死吗？
如果王伟成功跳伞落在海面上，那么他获救的可能性极大，他的僚机已经记录下了碰撞地点的坐标，这就大大缩小了搜救的范围，而且落在海面上染料会把周围的海水染色，还有巨大的降落伞，搜救人员也会很容易发现他，但为什么军方调动了那么多人力、物力都没有找到呢？假设因为受伤或者体力不支等其他原因他没有坚持到搜救人员的到来，活不见人，那也总不能死不见尸吧？
是不是有可能像传说中的“王伟还活着，换了个身份证留在军队中呢”？我们来分析一下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假如是这样，那么高层为什么让他改头换面呢？是为了赢得外交上的主动吗？中国其实是不愿意把事情闹的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最后不还是把人家的飞机还了回去），被对方抢先把事情捅出去就已经很被动了，现在不但损失一架飞机，再搭上一个飞行员（国家培养一个优秀的飞行员不容易），外交上就主动了吗？事实上应该是，只有把损失降到最小，才更好向民众交待。而且，让他回到军队恐怕就不是换个身份证那么简单了吧，媒体的报道已经让大家都认识了他，那是不是还要给他做个整容呢？所以提出“王伟还活着”这种论点的人纯属主观臆想。
那么现在可以肯定的是王伟已经牺牲了。怎么牺牲的呢？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跳伞不成功，伞没有完全打开，纠缠在一起的降落伞使王伟无法漂浮，最终被卷入水中窒息而死；另一种就是他根本就没有跳出来，也就是弹射失败。
伞没有完全打开，这与僚机驾驶员赵宇的描述是矛盾的，因为他说他是看到空中飘有座椅稳定伞和救生伞各一具。而且就算没有打开，巨大的降落伞也应该会在海面漂流一段时间从而被搜救人员发现。因此这种可能性较小。
那么就只剩下另一种可能：王伟的弹射座椅失灵，他没有跳出来，他随自己心爱的战机一起沉入大海。这种说法是在我们否定了其他可能的情况下做出的。最直接证据就是2004年的一篇报道显示（详见文后相关文章，有图片），他的座机被打捞上来之后，座舱还是完好的（当然这篇报道的真实性还无法证实，也没有说飞机里面是否有尸体）。如果弹射成功，座舱是绝对不会完整的。弹射座椅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按下弹射按钮，飞机舱盖先弹飞，然后座椅弹起来，把飞行员抛向空中。但如果出现故障，舱盖未弹飞，或是座椅弹起的速度超过舱盖弹飞的速度，那么就会出现飞行员头部撞到坚硬的舱盖的情况，而弹射座椅产生的巨大力量，完全可以让飞行员的颈骨和脊骨挫断，或出现因脑震荡而引起昏厥。这种可能性很高。因为从事后半年，中国所有国产战机全部换装新型弹射座椅就可以看出个大概。 半年后中国换装的新型弹射座椅就是在座弹顶端加形状如枪头一样的大圆椎尖头的东西，这样可以在舱盖出现未弹起的情况时，用尖头刺破舱盖，避免飞行员受伤。
当然，弹射失败也与赵宇的说法矛盾。但似乎我们应该理解高层的苦衷：被美国的飞机撞了都没死，却因为弹射失败被撞死或者被淹死，这样的说法民众能接受吗？在当时的背景下，也只能如此了。
注：弹射失败的想法是我自己分析出来的，在网上看到同样的说法后更坚定了我的想法。由于网友的描述较好，所以做了些引用，在此表示感谢！（带下划线的部分）
疑问3、美国侦察机为什么会降落到中国机场？我们真的得到了很先进的技术吗？
对于美国飞机降落到我们的机场，有些人认为是在我们战斗机的胁迫下美国飞机别无选择才这么做的。其实赵宇的描述很清楚：“9时23分，我驾机安全着陆。10分钟后，美机未经我国政府许可，也降落在我陵水机场。”虽然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他的话未必完全可信，但这句话倒还是可信的。理由就是，如果是他把美机“押解”回来的，那么应该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他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出来，而且媒体也可以大肆宣传，而不用说美机是“未经我国政府许可”降落的吧？
事实是美机当时的情况也非常糟糕（这可以从事后公布的美机长的回忆录中看到），他们唯一可能尽快降落的地方就是陵水机场，这是他们的救命稻草，因此他们毫不犹豫地就选择了飞往陵水机场。
美机的到来并不是一件坏事，这是很多人的观点，的确，我们有了机会近距离地接触我们的这个对手，但是不是就像有些人所说的“让中国的电子侦查技术一下提高了20年呢”？通过美方机长的回忆来看，机内的关键资料和侦查设备在降落前就已经被销毁了。事实上他们也完全有时间销毁，因为从事发地到陵水机场还有一段不近的距离。而一堆废铜烂铁对我们来说又有多少价值呢？我们得到的可能仅仅是EP—3的内部结构罢了。“让中国的电子侦查技术一下提高了20年呢”恐怕只能成为某些人的一厢情愿。
事件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但人们不会忘记英雄。不管事情的具体真相到底如何，王伟确实是为国牺牲了，让我们向烈士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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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4-3 13:59:10
[s:235] 感觉楼主说得非常有道理呀
[s: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