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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航大学

发表于 2009-12-22 21:47:5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来自: 中国海南海口
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实践历史观解读[sup]﹡[/sup]
倪 志 安 祝 伟
( 西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重庆 400715 )
要: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发展观,浓缩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社会发展领域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马克思的实践历史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实践历史观的实践视角与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它的实践的社会时空结构观与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它的发展理想与科学发展观的发展理想,均具有深刻的内在统一性,由之构成对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实践历史观的解读。深入理解马克思实践历史观与科学发展观的内在统一性,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实践历史观 科学发展观 实践的视角 社会时空结构观 发展理想
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马克思实践历史观是指以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把握理解社会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它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基于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劳动史、实践史,人们社会生活的历史本质是实践的;人类社会历史是作为实践主体的人自己创造的自己的历史,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人类社会历史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发展状况的规律,本质上是人的实践活动规律,因而是社会历史运动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统一、真善美统一的实践规律。实践历史观中的自然,是受人的实践的历史活动和人的社会化、自然化活动规定的自然,因而是社会历史的自然、人化的自然;实践历史观中的历史,是受自然的人化、人的社会化活动规定的历史,因而是自然的历史、社会化人类的历史。马克思这种从实践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理解的历史观,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发展观具有深刻的内在统一性。本文从马克思实践历史观的实践视角与以人为本、实践的社会时空结构观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及实践历史观的发展理想与科学发展观自然环境友好、社会环境和谐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理想等三个方面,探讨马克思实践历史观与科学发展观一致性,由之尝试性地构成对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实践历史观解读,从而升华出科学发展观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指导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意蕴和精神实质。
一、马克思实践历史观的实践视角与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对以人为本的阐释是否传达出




本文系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解读”(2008—ZX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倪志安(1954—),男,四川邻水人,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祝伟(1983—),男,四川南充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意蕴和精神实质,最关键的是要看其对以人为本的思考是否是合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提出的从实践理解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这种从实践理解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内生出的马克思实践历史观的实践视角,正规定着我们对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解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意蕴和精神实质。“以人为本”需要解答的两个问题是:以“什么人,以“人的什么为本”。前一个问题涉及人的本质规定性亦即价值主体的规定性问题,后一个问题涉及理论根基亦即价值的终极关怀问题。任何对以人为本的理论都必须回答这两个问题。马克思实践历史观以前的人道主义与马克思的实践历史观,对“以人为本”有着根本不同诠释。
人道主义对“以人为本”的诠释  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发源于古希腊时期。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 最早肯定人在宇宙万物中的地位,后经14 16 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再到17—18 世纪人道主义思想走向全面成熟。它强调理解人、尊重人、爱护人, 强调保障个人权利等, 成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一面理论旗帜。尤其是近代西方的人本主义,它强调反对迷信、崇尚科学, 反对专制、崇尚自由, 反对神性、张扬人性等, 对于反对封建主义、推进人的解放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直到今天人道主义仍然是西方社会的主流社会思潮。
西方人道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虽然有各种不同倾向的流派,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包含着“以人为本”的思想。西方人道主义从抽象的人的视角去理解“以人为本”的。首先,在“以什么人”的问题上,它只是从人的某一方面的抽象属性去推论人的本质,而没注意到人的这些属性,恰恰是在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中所生成的。因而,它们不能合乎逻辑地与合历史地去科学说明人的本质问题。其次,在“以人的什么为本”的问题上,它给出的答案则是无具体历史规定的抽象的人道,如自由、平等、博爱等抽象的人权。它们没有看到,这抽象的人道也是受它的市民社会基础所制约的,而市民社会则正是在人们的现实实践活动中所生成发展的。
我们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而走向成熟的人道主义,既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启蒙工具,又是维护其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现代性是资本主义模式的合法性基础,发展则是现代性的根本性特征,它在资本主义模式中处于中心、总体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模式的发展,表征的是资本的客观逻辑和霸权统治地位,而作为主体的人则不断地被物化、异化,以致不断被弱化为资本主义发展内在的一个环节。这样,本应对于人的发展处于中介地位的物(包括自然环境)的具体丰富性,“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而完全被抽象掉了,物的全面属性变为单一的商品价值属性[sup] [1](P30)[/sup];人的需要则被注入为资本逻辑——单一化地为对物的占有。所以,(1)资本主义模式下的发展中心主义,必然是人类中心主义;(2)人的发展理想所趋向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必然被片面化为资本的价值增值,导致视人为物和物对人的支配和统治。因此,西方人道主义对“以人为本”的诠释,既不能达到现实人的本质的本真理解,也不能导致规范社会发展的真正地“以人为本”。
马克思实践历史观对“以人为本”的诠释 马克思实践历史观按实践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是从实践的视角去理解“以人为本”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sup] [2](P56)[/sup]显然,马克思并不是像一般人们所理解的那样,对人的本质做的是“超实践的肯定性、普遍性规定,并把它当成研究人性和人的本质的核心原则”[sup] [3](P181)[/sup]而是肯定实践是人的本质,人是实践的人;“以人为本”是指以实践的以人为本。
首先,马克思实践历史观是以实践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从实践的视角去理解人的。这样从实践的视角所理解的人,人就是实践的人。按马克思实践历史观的思考,实践的人的基本含义是:
第一,作为实践的人是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而不是纯粹的思维对对象性人的存在规定的抽象的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这些个人就是‘现实的个人’”。[sup] [2](P67)[/sup]作为现实的人,它只能是以从事实践活动作为自己的存在的规定性的。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观,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也强调人,但在它们的人是从抽象意义上理解的经济人。这样的经济人把追寻利益的最大化作为自己的规定性和目的,实际上是原子化的资本的化身。把这样的人作为人类历史的前提和目的,导出的只会是僵化的物化的历史观,只会是资本对人的统治的王国,而真正的、活生生的人则会沦为资本的附庸。马克思实践历史观是从实践的视角来理解人,人就被理解为从事实际的实践活动、作为实践主体的现实的人。这样的人就能在实践的主客体的双重对象化活动,去生成发展人改造自然、社会和自身的历史,由之必然导出共产主义的自然的、社会的和人的发展理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活动中,以工人、农民、知识份子等构成的实践主体,是包括社会各阶层在内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作为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社会群体,必然会在以他们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逐步摆脱资本对自然、社会和人的发展单一化,实现人对物的占有的合理化和社会主义化。
第二,作为实践的人,既是现实的人、又是理想的人。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代,现实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资本的支配统治下,人的本质被物化、人性表现为物性;理想的人,则是否定人的现实存在状况趋向于共产主义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马克思实践历史观作为一种科学地解释和改变世界的历史观,它的核心价值旨向,在于实现现实的人的物性解放和理想人的生成发展。所以,在马克思实践历史观视野中,人是现实性与理想性在人的实践所展开的历史时空中对立统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活动所规定的人——最广大人民群众,在现实性上仍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需要通过物的中介来实现人的发展,其人性虽部分地表现为物性,但它绝不会不局限于此,也是不断趋地向于理想的人——即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
第三,作为实践的人,既是总体的人,又是个体的人。作为总体的人,它的实践活动,不仅构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运动,而且还构成其辩证运动的主体。作为个体的人,则是参与总体的人的历史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实践历史观,一方面,它是从个体的人去理解总体的人的。马克思认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 [2](P294)[/sup]另一方面,它又是从总体的人去理解个体的人的。作为总体的人是历史创造者的承载者,而人们历史活动的合力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正如恩格斯指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sup] [4](P248)[/sup]所以,实践历史观所指向的未来理想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现实的总体的人和个体的人在自己的历史活动的不断最求中去不断实现的,人民群众历史实践是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
其次,马克思实践历史观以实践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从实践视角去理解人,必然地包含从实践理解“以人为本”。
马克思的实践历史观从实践理解人,人的本质就是受实践规定的、在实践中所生成发展的。实践作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而在根本上区别与动物的本能活动,实践就是人的本质、人就是实践的人。马克思的实践历史观从实践理解的“以人为本”,就是“以实践的人”、“以占有和发挥人的实践本质为本”。这就是要从“对人的实践本质的占有和发挥”的维度,去理解马克思实践历史观视野的“以人为本”。 从“对人的实践本质的占有和发挥”的维度去理解“以人为本”:一方面揭示了“以人为本”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作为历史实践主体的人。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不是抽象的,而是受人的具体历史实践活动所规定的。另一方面揭示了“以人为本”的“本”,不是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本”,而是以现实的人的本质——即对人的实践本质的实际地占有和为“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就是要以人民群众对自己实践本质的占有和发挥为我们一切工作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否则,就会陷入种种抽象的,既不切合于实际的、也不切合于马克思主义的,对“以人为本”诠释。这表明,从实践理解“以人为本”,表征着人民群众从而人对自己实践本质占有和发挥——即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为根本的价值取向。由之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其所推动的社会的发展,必须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历史实践中的积极性和创造作用,必须要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的。这就是马克思实践历史观所内含的人的发展观,即人是在自己的历史实践中,通过对自己实践本质的占有和发挥,逐步地获得人的解放,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应该说,在人类认识史上,只有马克思的实践历史观,才达到了对“以人为本”诠释的本真层面,达到了对现实的人的真正的终极关怀。
二、实践历史观的社会时空结构观与科学发展观的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在马克思的实践历史观看来,发展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实践问题”,[sup] [5](P312)[/sup]即在人的实践活动中所生成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问题,而这些问题从哲学意义上说,就是马克思实践历史观所阐发的人类实践的历史时空结构的问题。所谓实践的历史时空结构,是指人类实践过程中的时间的延续和空间的展开所形成的、动态的社会时空结构。它是马克思实践历史观用于指称不同于自然时空的,因人类实践的过程性所造成的、人类社会自身的时代特征和时代格局。实践的历史时空结构,一方面是人类通过自身的实践对自然的时空结构的转换和超越,另一方面是人类通过自身的实践所创造的、时空的新的存在方式和发展形态。
马克思实践历史观的“实践的历史时空结构观”的总特征 马克思实践历史观的“实践的历史时空结构观”的总特征是:
首先,在马克思实践历史观的视野中,历史空间的广延性,从现实性上看总是有限的,即它是受人类实践时间延续中的空间拓展程度所规定的。从类人猿的萌芽形态的劳动创造人的哪一时刻开始,人类实践在自然空间的基础上生成扩展出了人类社会的历史空间。人类实践的展开过程,是人类实践的社会时间的压缩与社会空间的扩张的对立统一的过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的强大逻辑使得: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实践能动性得到极大增强;另一方面,实践主体的这种能动性的发挥,越来越受到资本的统治和支配。人类实践在资本主义的历史时空结构中,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双重对象性活动的频率、深度、广度都得到了极大提高和扩展,相应地资本及其化身的资产阶级在这一过程中,则通过对作为实践主体的、受资本统治支配的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时间的极大地占有,使得社会时间的维度急剧压缩而社会空间的维度则急剧扩张。在这种情况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的实践关系,也越来越趋向于普遍化与整体化。这样造成的必然结果是:一方面,个人的发展越来越被融入到受资本逻辑支配的社会发展之中,人的个体领域的发展越来越被融入进受资本逻辑支配的人的总体领域的发展之中。另一方面,一个地区的发展越来越被融入进一定社会制度的国家的整体发展之中,一个国家的发展则越来越被融入到居支配地位的资本全球化的世界整体的发展之中。
在马克思的实践历史观看来,人的实践包括三大基本维度:物质生产实践、社会交往实践和人对自身改造的实践。所以,人的实践关系,不仅具有生产的维度,而且还具有社会交往和人对自身改造的维度。作为物质生产的维度,它趋向于使主体普遍化和整体化;作为社会交往的维度,它既包括实践的主体之间和实践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交往,它趋向与使主体整体化和社会化;作为人对自身的改造,它趋向于主体的自然化和社会化的统一。这些要求的合于实践本性和规律规定的发展,决定了从实践的历史空间上,发展必须具有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其次,在马克思实践历史观的视野中,历史时间的延伸性,从现实性看总是有限的,即它也是受人类实践空间扩展的时间延续所规定的。在人类实践的历史时间的三个维度——过去、现在、未来三者之间的关系上,马克思的实践历史观强调“从现在说明过去(用‘人体解剖’代替‘猴体解剖’),从未来规定现在”,[sup] [5](P302)[/sup]而不是自然时间的自在延续的序列,即它是按过去规定现在、现在规定未来。这是因为,人类实践总是一种否定性的肯定,它作为肯定的现实(现在)、否定的是实践对象现存的过去,它作为否定的现实(现在)、肯定的则是实践对象发展的未来(理想)。从实践理解人化自然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都是一种它们各自在实践中不断地否定自身的现存状况,而趋向于它们各自理想状况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这些要求的合于实践本性和规律规定的发展,决定了从实践的历史时间上,发展必须具有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最后,在马克思的实践历史观的视野中,历史时空结构不是脱离实际的一种抽象的存在,而是受人类实践状况所规定的、具有具体性和历史性的存在。在马克思的实践历史观看来,人类实践活动所造成的历史时空结构的辩证转换,既受人的现实实践的具体历史条件制约,又受人的未来实践即人化自然、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发展理想——未来历史时空结构的制约。现实的人化自然、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发展,正是在实践造成的这种历史时空结构的转换中,通过逐步否定它们的现存状况而逐步实现它们的理想状况的发展的。
当代中国实践的历史时空结构与科学发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当代中国实践的历史时空结构,从空间的广延性上看:一方面,在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的今天,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已无法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而存在,必然深深地融入人类世界历史的整体的发展进程中。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大致是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所以,中国的人化自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还都必须依赖于物的中介来实现。这决定了我国的人化自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还必须借助于资本的力量。我们对资本还是无法拒绝的,但资本的趋利性和盲目增殖性,必然以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来实现自身的资本扩张的空间。虽然,资本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在政治上的并不处于统治地位,但社会资源的以市场配置为基础,使得资本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可以按其固有的本性来施展,由之必然造成我国历史时空结构发展中的非全面性、非协调性和非持续性问题。从中国的历史实践看,它从自身延续了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走向近现代西方所主导的工商文明的发展道路,最初并不是自发地产生而是外部输入性的。这决定了当代中国的历史时空结构,既是的非全面、非协调、非可持续的,同时又是具有断裂性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中国的传统性还未终结时就直接跨入了现代性的实践,并且还要趋向于马克思实践历史观所指向的——未来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形态。
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实践的历史时空结构中的传统性、现代性和未来的理想性三个维度,被整合在具有特色的同一个历史时空结构中。这就会导致:一方面,中国整体的发展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发展处于不平衡、非协调的状态;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内部区域之间的发展,也处于不平衡、非协调的状态,以及自然、社会和人力资源方面的发展的非可持续性的问题。在这样的历史时空结构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的问题。它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要在科学发展观中彰显马克思实践历史观的社会时空结构观,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在这种独特历史时空结构背景下,我国因区域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中国人的现实生存状况的巨大差异。中国现实的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问题,既有我国社会发展中传统性遗留下来的问题,即落后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增长方式对我国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束缚问题;又有我国的现代性实践所造成的问题,即资本对人的经济生活的支配,资本对人性的物化和人的发展驱使,资本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支配的问题;还有如何趋向未来理想的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通过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即按照“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 一方面,是要致力于缩小中国社会整体时空结构与世界总体时空结构的差异;另一方面,又要致力于缩小中国社会内部各区域时空结构的差异。这就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他们在不断地占有和发挥自己实践本质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不断地改变和超越现存的落后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增长方式,不断提升我国社会的和人的总体发展状况,从而在所促成的新的、动态的历史时空结构中,努力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关系发展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状态。
三、实践历史观的发展理想与科学发展观自然环境友好、
社会环境和谐和人自由全面的发展理想
在马克思实践历史观视野中,发展理想的问题,可从实践的三大基本维度,划分为人对作为自己实践活动环境的:自然的发展理想、社会的发展理想和人自身的发展理想。马克思实践历史观的发展理想与科学发展的自然环境友好、社会环境和谐和人自身自由全面的发展理想的内在统一性,构成科学发展的发展理想的马克思实践历史观的解读。
马克思实践历史观人对自然、社会改造的发展理想与科学发展的自然环境友好、社会环境和谐 马克思的实践历史观看来,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应该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的问题。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性,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sup] [2](P55)[/sup]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环境,包括作为人对自然、社会改造的对象和活动结果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
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人作为主体与自然作为客体的双重对象化活动,实践既造成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自然的对立,也造成人与自然对立面的统一。这种人与自然的统一,仅从自然客体的人化说,就是通过客体主体化的活动,把主体的社会发展和人发展的目的性,注入到所改造的自然客体中,从而使所改造的自然客体——人化自然的存在和发展,日益满足社会发展和人发展的客观需要。这就要求作为实践主体的人,要遵循社会发展、人发展的规律性和自然客体的规律性,做到合目的性和规律性统一地改造自然,从而自觉地去实现人与自然的对立面的统一,不断地构建出人与自然在实践上的和谐关系。这种马克思实践观所内涵的,作为人对自然改造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发展理想,与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发展中的环境友好——即自然环境友好的发展理想具有高度的统一性。
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人作为主体与社会作为客体的双重对象化活动,实践既造成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社会的对立,也造成人与社会对立面的统一。这种人与社会的统一,仅从社会客体的人化说,是通过客体主体化的活动,把主体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人与人和谐发展的目的性,注入到所改造的社会客体中,从而使所改造的社会客体——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日益满足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与人的和谐发展的客观需要。这就要求作为实践主体的人,要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与人和谐发展的规律性和社会客体的规律性,做到合目的性和规律性统一地改造社会,从而自觉地去实现人与社会的对立面的统一,不断地构建出人与社会在实践上的和谐关系。这种马克思实践观所内涵的,作为人对社会改造的——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的发展理想,与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发展中的和谐社会——即社会环境和谐的发展理想具有高度的统一性。
我们认为,现实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受人类自身的历史实践活动所规定和制约的。人类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人的发展还处于对人、对自然的依附关系的基础上,人的实践活动的分散性使实践主体能动性的发挥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在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中,自然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这种人类自身历史实践的制约下,人们所要想的是怎样克服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对人的约束性的问题,当然意识不到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在实践关系上的和谐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中,人们往往误把社会的发展视同为人本身的发展。资本的盲目性扩张吞噬了一切地域的分散性,实践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所产生的巨大剩余劳动时间的积聚效应,使人类实践的空间得到了急剧扩张。这一过程既伴随着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疯狂掠夺,也伴随着自然环境屡屡对人类社会发展和人自身发展产生巨大破坏。即便在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中,也由于未能正确地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的实践关系,常常造成在人类实践这三大基本维度上的尖锐的对立和冲突,从而严重地影响和制约了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发展。这就使人们不得不反思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发展和人本身的发展在实践上和谐关系问题,意识到需要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自觉地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在实践关系上的对立面的统一(即和谐)。
马克思实践历史观人对自身改造的发展理想与科学发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实践历史观的立足点,它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取向,是通过人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自身的改造,促成在共产主义历史时空结构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想的实现。在马克思看来,人对自身改造所实现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理想,要通过三个相互区别和联结阶段才会实现: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和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sup][6](P107—108)[/sup]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整体上还处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发展的第二阶段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人自身的发展还需要以物的全面而丰富的占有为中介和基础。这因此容易使人们产生一个误解,即也把社会的发展等同于人本身的发展。实际上,社会发展所趋向的哪种无止境的扩张性,导致的我国人对自然环境、人对社会环境的实践关系的极度紧张,已严重地影响和制约着我国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理想的实现。应该说,当代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教训,就在于在实践中未能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的对立面的和谐关系。所以,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中的人的发展问题。它的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于,要按照马克思实践历史观的客观要求,遵循马克思实践历史观的发展理想,自觉认识到人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相互制约性,使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地促进自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有机统一,从而实现最大限度地逐步实现马克思实践历史观的人自由全面的发展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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