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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本•阿米/著 吴万伟/译
就算物质财富不一定让我们更幸福，它也是好事，理由如下：
对于消费主义盛行和普遍富裕的当今时代，批评家们喜欢谈论所谓的“财富悖论”（paradox of prosperity）。他们的核心观点是经济增长并不一定让人们更幸福。他们说大众追求物质财富往好处说是徒劳的，可能性更大的结果是让人更加不幸福。那些对经济增长持怀疑观点的人说追求物质财富简直就像患了疾病：他们说发达国家得了“富贵病”或者“奢侈病”（luxury fever）(1)。比较典型的观点是，我们不应该光想着增加财富，相反要追求比如心理健康这样的其他社会目标。
但是，人们有理由怀疑切断财富和幸福之间的联系是否真如批评家们所说是根本问题所在。财富增长怀疑论者好像忘了富裕生活即便不一定让人们更加幸福也是带来巨大好处的事实。他们似乎不明白人类对自己命运不满意的倾向还有积极的一面。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幸福理论家们所谓的财富不能让人幸福的观点是居心叵测的，提出的幸福政策往往显得霸道、专横。
财富悖论是当今经济增长怀疑论者的关键观点之一。许多在这个问题上影响最大的书甚至把这个词用在书的标题中(2)。格雷戈•伊斯特布鲁克（Gregg Easterbrook）的书《进步的悖论》（The Progress Paradox Random House 2003）大卫•迈尔斯（David Myers）《美国的悖论》（The American Paradox (Yale 2000)），巴里•希瓦茨（Barry Schwartz）《选择的悖论》（The Paradox of Choice (Ecco 2004)）等。即使那些在标题上没有用悖论这个词的人仍然拥抱这个概念。通常这个词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是根据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命名的。他早在1974年第一次提醒人们注意幸福和物质财富之间缺乏清晰的联系(3)。
新工党顾问，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把悖论作为《幸福：新科学的教训》（Happiness: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 (Allen Lane 2005)）一书的核心概念。开头一段是“我们的生活存在悖论。多数人希望收入越来越高，并为此不懈努力。但是尽管西方社会越来越富足，人们并没有感到越来越幸福。”（4）
尽管有很多的变体，莱亚德的说法是该论点最常见的表达形式。根据在许多发达国家50多年的问卷调查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富裕生活不能让人们更幸福。人们一旦拥有了生活必需品后，并不会因为平均收入提高而更加满足。从整个国家来看，富人普遍比穷人更幸福。但是从个人来看，一旦社会跨过了每人每年平均收入超过20000美元（10000英镑）的门槛后，幸福增长趋势就是平稳的了。(5)。
对于许多研究幸福的专家来说这样的证据是决定性的。正如迈克尔•萨维奇（Michael Savage）在本杂志上已经提到的，任何人都很难把自己描述为反对幸福的(6)。怀疑论者认为只有纯粹冷酷的家伙才拒绝幸福话题。
在考察幸福鼓吹者如何解释这个矛盾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的是人类多亏经济繁荣比从前幸福多了。怀疑论者倾向于贬低或者完全忽略该关键问题。不管我们主观感觉如何，发达国家的财富确实带来了巨大和客观的好处。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些好处已经开始向他们扩展。经济繁荣是人们寿命更长，身体更健康，生活更充实的源泉。
幸运的是，美国经济学家伊多尔•高克兰尼（Indur Goklany）的新书提供了详细的数据。标题《更美好的世界：我们为什么寿命更长，身体更健康，更舒服地生活在更干净的地球上》（The Improving State of the World: Why we’re Living Longer, Healthier More Comfortable Lives on a Cleaner Planet (Cato 2007)清楚显示了他的观点。该书采用了丹麦统计学家隆伯格（Bjørn Lomborg）在《让人怀疑的环保主义者》（The 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 (Cambridge 2001)）首次出版的时候激起环保主义者剧烈愤怒的观点。
高克兰尼的书中有大量的细节，但是有些关键的统计数据值得在这里重复一下：
寿命：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人均寿命大概在20-30岁，从1900年世界平均31岁增长到2003年的66.8岁。高收入国家来说，平均寿命达到78.5岁。
婴儿死亡率（每千名新生儿一岁之前死亡的数量）：工业化之前平均是200多。也就是说有超过五分之一的婴儿活不到一岁生日的时候。世界平均婴儿死亡率到1950年降低156.9，到2003年降到56.8。在发达国家婴儿死亡率是7.1。
健康改善：慢性疾病通常比从前推迟好几年才出现。比如，美国60-64岁的白人男性摆脱慢性病困扰的比例比一个世纪前高两倍半。
空气质量：尽管普遍都觉得经济发展导致空气污染，但是发达国家的证据明确显示空气质量在不断改善。比如，美国传统的污染源已经连续几十年下降了。
虽然有改善的趋势，我们并不是说十全十美了。有很多例子，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不尽如人意。尽管存在很多问题，他们仍然希望发展更快些。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达到现在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那就是个奇迹，数十亿人将生活更美好。
另外，发达国家也不是已经到了再也无法从更富足的生活中获得好处的阶段了。比如，有相当多的人担心“人口定时炸弹”，即工作人口不能养活越来越庞大的老龄人口。但是只要社会继续越来越富裕，就没有理由担心社会不能养活更多的家属(8)。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办法不是停止发展，而是要发展更快。经济增长结合技术进步应该为人类提供控制环境更有效的办法。
不过，虽然为经济发展的客观益处辩护是根本任务，但是光强调这个好处是无法战胜怀疑论者的。有些人虽然承认从经济繁荣中得到好处，仍然坚持认为财富让人们更不幸福。美国记者和作家格雷戈•伊斯特布鲁克就是持这种观点的最有名的人物。他的书副标题为《进步的悖论》讲了个故事“为什么人们生活更好了，却更不幸福了”。他强烈支持的观点是经济繁荣带来很多益处，但同时也给美国带来了普遍存在的痛苦。
尽管这个辩论的花样很多，怀疑论者对该悖论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不平等问题上。虽然不这么露骨地表达出来，可基本上都是说追求财富的绝对增长是徒劳的，因为相对不平等是永远存在的。从这个角度看，如果社会仍然不平等的话，追求更多财富只能让人们更痛苦。他们提出的最常见解决办法是遏制有钱人的消费。
怀疑论者关于不平等的观点呈现两种形式。第一种是有些“地位商品” 从社会角度看，而不是从商品本身看天生就是稀缺的(9)。比如，原则上说不存在种植粮食的土地短缺，因为土地可以提高生产率。比如一块土地从前能养活10个人，在农业技术改进后，可以养活100人。但是如果一块地被用来作为私家花园就不能被越来越多的人分享(10)。同样的，拥有伦勃朗绘画（Rembrandt）的人至少部分原因是其稀缺价值，因而不能被更多主人分享。
类似的例子是上名牌大学的机会必然是有限的。只有一定数量的人才能有幸进入哈佛或者牛津。幸运者或许是这个人或许是那个人，但是可以容纳的总人数是必然有限的。对这些地位的竞争是零和游戏，有人赢，就必定有人输，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没有好处。类似的原则还适用于很多其他领域的高级职务(11)。
该论点的另外一个形式是人们根据自己在社会中的相对位置来判定生活是否幸福的(12)。社会上层幸福，社会下层悲惨。从这个观察中得出的结论是任何人都应该停止追求更多财富。更多财富给我们短暂的快乐，但是不能导致长久的幸福。如果得到一辆宝马车，或者等离子屏幕电视，我们刚开始感到的欣喜很快就因为适应新生活而消失。循环就继续下去，获得更多财富的渴望就又开始了。从这个角度看，人实际上在忙于毫无意义的“鼠奔”（rat race）或者换个比喻就是踏“快乐水车”（hedonic treadmill），只能让每个人都更痛苦。人类的生活因为富足变得更痛苦了。
虽然不平等观点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问题很多。即使有些东西天生稀缺，并不等于说是不值得追求的。比如，对名牌大学的竞争能够提高全体高中生的质量。经济增长带来的资源增加能够帮助提高所有大学的质量。即使不平等继续存在，从竞争和更多的资源中也能得到好处。
花园或者伦勃朗的论点也不像怀疑论者认为的那样。发明新产品或者把现存产品对公众开放都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家庭或许拥有一块土地，但是在原则上，它能够提高所有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的生活质量。曾经是贫民窟或者农田的土地可能改变成非常漂亮的社区，成为停车场让不只一家可以使用。同样的，伦勃朗可以放在博物馆，或者创造新的艺术品让人们欣赏。
对于穷人来说，把自己的生活水平和富人对比在实践上是绝对有道理的。因为有钱人拥有更多的东西，更好的技术，更高质量的健康水平，他们的生活方式让人们模糊了解能够得到的东西。典型的情况是有钱人首先使用最新型的商品，他们是第一批拥有汽车，电脑，手机，和几乎任何别新鲜玩意儿的人，什么都比穷人先享受。随后，其他人才清楚看到未来可能享受的东西。
羡慕有钱人拥有的东西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不健康的嫉妒心理。相反，人们不满意自己的命运的事实可以被看作寻求改变的健康动机。人类历史就是通过不断改善自己的位置而进步的，人们比以前更富有了。在这个意义上，不幸福应该是受到欢迎的。它是进取心的标志，追求进步的动力而不是内在的痛苦。而幸福专家基本上是要人们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意。
从这里看，很显然经济繁荣与幸福不矛盾。大众财富的增加绝对有积极意义，它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但是没有任何保证这样的进步能够带来幸福。人类最积极的本性之一就是他们常常希望拥有比他们已经有的更多的东西。他们一般希望孩子或者孙子比自己的生活更美好。经济增长怀疑论者想让我们保持原样，甚至回到生活水平更低的过去。
如果经济繁荣是积极的，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怀疑论者普遍质疑它呢？我已经在本杂志上就增长怀疑论发表多篇文章探讨主要的因素(13)。不过，有些主要观点需要重新考察。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增长应该是国家主要目标的观点只是在1940年后期到1960年后期这个阶段盛行(14)。在此之前，重点在于确保经济稳定，在经历了1930年的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197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增长开始缓慢，人们越来越多地质疑经济繁荣的优越性。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支撑了美国和英国的合法性。但是因为1970年增长衰退，失业率大幅度上升，经济越来越难连续提供这样的益处。
另外一个因素是左派的失败和1960年代激进主义的死亡。左派从1970年后被打败后越来越容易受到反增长和环境保护的思想的影响。另外，1960年代的反文化越来越多地采取反消费主义和环境保护的世界观。在从前，被期待为大众富裕生活辩护的力量开始越来越多地怀疑经济增长的好处了。
从1980年代开始这些发展得到新的因素的支撑。冷战结束加强了人们对市场的信念，没有可以替代市场的方式。进步越来越多地被看作一种观点而名声扫地。竭尽全力实现人类的潜力越来越被看作产生很多问题的根源，而不是值得追求的目标。
而且，社会变得越来越害怕冒险。社会原子化和传统家庭结构的解体造成了强烈的风险厌恶（15）。人们对未来可能拥有的潜在危险越来越恐惧。
这最后两个因素很重要因为它们也帮助解释了人们对未来越来越多的担心。怀疑论者认识到的幸福缺乏至少部分应该描述为社会悲观主义才更准确。已经不再有未来比现在更美好的意识了。相反，潜在的发展比如技术或者科学上的进步往往被看作不祥的预兆。在这样的情况下，难怪调查数据有时候显示人们感到不幸福。幸福专家本身认为至少在物质享受方面，未来不会比现在更好。
怀疑论者所谓的财富悖论上的错误不应该仅仅看作学术观点上的问题。他们的观点和鼓吹的政策至少有两个危险的后果：第一，社会作为整体，尤其是穷人成为对繁荣攻击的受害者。虽然这样的攻击好像是对富人的批评，但是从不断增长的财富中获得好处的是整个社会(16)。有钱人已经大部分享受了富裕生活方式的好处。相反，我们剩余的人仍然需要获得更多的东西才能享受更富裕的生活。第二，追求幸福作为社会目标，而不是个人行为，打开了专制政策的大门。得出结论的捷径是如果我们不幸福，政府必须‘修正’我们的思维。政府当局越来越多地充当了治疗角色，它看到有必要管理人们的感情问题。干预个人行为成为政府的一个中心任务。（17）
所以不仅不存在所谓的“财富悖论”，而且怀疑作为社会目标的幸福追求很可能让我们更不幸福。它破坏了经济增长能够极大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作用，同时鼓励了政府管理公民感情事务的霸道行径。是否愿意把追求幸福作为个人目标应该由个人来决定。对于社会来说，导致更多人富裕生活的经济增长才是值得追求的目标。
译自：“There is no ‘paradox of prosperity’ Daniel Ben-Ami
原文注释：
(1) The term ‘affluenza’ is so popular that at least three books and two documentaries have used it in their titles. Originally the term was used in two PBS documentaries: Affluenza (1996) and Escape from Affluenza (1998). The follow-up book was John De Graaf, David Wann, Thomas H. Naylor Affluenza: The All-Consuming Epidemic (Berrett-Koehler 2001). More recent books are Clive Hamilton and Richard Denniss – Affluenza: when too much is never enough (Allen & Unwin 2005) and Oliver James Affluenza (Vermilion 2007). Robert H Frank Luxury Fever (Princeton 1999) also compares the quest for wealth to a virus and an addiction.
(2) This point is made by Will Wilkinson on his website
(3) Richard Easterlin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in Paul A David and Melvin W Reder (eds)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Academic Press 1974)
(4) Richard Layard, Happiness (Allen Lane 2005), p3
(5) Layard, p34. Gregg Easterbrook in The Progress Paradox (Random House 2003), p170 quotes a figure of only $10,000.
(6) Michael Savage,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
(7) For a useful review of Lomborg’s book see John Gillott, The 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 spiked, 10 September 2001
(8) See Phil Mullan Ageing: the future is affordable, 15 September 2004
(9) Fred Hirsch, Social limits to growth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76), chapter 3
(10) Hirsch, p20.
(11) Hirsch, p41.
(12) For example, Robert Frank argues this point in chapter eight of Luxury Fever (Princeton 1999). However, it can be traced back to at least 1899 in Thorstein Veblen’s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where he has a chapter on ‘pecuniary emulation’ (the chapter is available here)
(13) Daniel Ben-Ami, Who’s afraid of economic growth, 4 May 2006
(14) See Robert M Collins, More: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Growth in Postwar America (Oxford 2000)
(15) See Frank Furedi, Culture of Fear (Continuum 2002)
(16) See, for example, Daniel Ben-Ami, What’s behind the case of the ‘NatWest Three’?, 11 July 2006
(17) See Frank Furedi Why the ‘politics of happiness’ makes me mad, 23 May 2006 and We need teachers, not amateur therapists, 11 July 2006
Daniel Ben-Ami’s website can be found at www.danielbenami.com.
http://www.spiked-online.com/index.php?/site/article/26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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