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名自肥——评说张光

fhai_wang · 发表于 2010-5-29 20:33:50

个多世纪以来，黄万里以学识渊博、观点独到而蜚声中外，更以敢讲真话、仗义执言而在学界独树一帜。从这个意义上说，黄万里的离世意味着，在国内重大水利工程讨论上，另一种声音的消失网易历史http://history.163.com/
　　2001年8月27日下午3时5分，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90岁的黄万里先生溘然而逝。网易历史http://history.163.com/

　　黄万里，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著名水利工程专家。自1937年留学归国起，倾毕生心力于国内大江大河治理。网易历史http://history.163.com/

　　9月4日的追悼会上，他的一位学生告诉记者：在国内水利学界，多年来，黄万里代表着科学家的良心。网易历史http://history.163.com/

　　他当年的助教回忆说，黄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耿直，敢说敢言，不管什么时候，不管针对谁，他都是照说不误，有时可以说是口无遮拦。在他对三门峡工程的意见中，这种性格得到了体现。网易历史http://history.163.com/

　　1957年6月，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开会，给前苏联专家的方案提意见，谈看法。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专家学者，除了一位名叫温善章的人提出改修低坝外，只有黄万里一人，从根本上全面否定了前苏联专家的规划，其余的人异口同声，赞成三门峡大坝上马，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就要清水长流了。研讨会开了10天，黄万里参加了7天，也辩论了7天，到最后，会议就成了以他为对象的批判会。　　网易历史http://history.163.com/

　　孤身反对三门峡工程，被划为“右派” 网易历史http://history.163.com/

　　1957年上半年，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黄万里在水文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述了他对三门峡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可能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必然的灾害。二是所谓“ 圣人出黄河清 ”的说法毫无根据。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造床质为沙土，即使从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要将河床中的沙土挟裹而下。在课堂上，他对“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甚为不屑，使人觉得这种说法实出于政治阿谀而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网易历史http://history.163.com/

　　早在1956年5月，黄万里就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了《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这篇文章刊于《中国水利》1957年第八期，并收入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1958年4月水利电力部印）。意见书全面否定苏联专家关于三门峡水库的规划，而不是只在个别问题上持不同意见。在反右期间，向一个党支部书记提意见就是“反党” 。指名道姓地说邓子恢副总理的报告“不正确”。光这一句话就够右派了。网易历史http://history.163.com/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同年9月关闸蓄水拦沙，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的农民一批批挥泪踏上离乡背井之路。这一切不几乎都在黄万里的预见中吗？其实，黄万里只是本着科学家的良知，说出了关于黄河及泥沙与三门峡大坝问题的科学的真话，可是他被非民主决策击败了，他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网易历史http://history.163.com/

　　于是三门峡工程改建的“两洞四管”方案确立。改建的四条钢管于1966年7月投入运用，增建的两个隧洞分别于1967年8月、1968年8月建成，水库淤积开始减缓，排沙能力依然不足，潼关以上河床“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网易历史http://history.163.com/

　　事实虽证明真理在黄万里一边，但令人伤心的是，有些人反而迁怒于提出正确意见的黄万里。1961年，黄万里“奉命在密云劳动，与昌黎民工同居同食同劳，所居半自地下掘土筑成。”“文革”中更贬他到三门峡挖厕所以示惩罚。网易历史http://history.163.com/

　　三门峡工程的一切问题和灾难都按黄万里的预言来了。我们从这一重大失败中总结教训，可以使我们获得大量思想资源。但传统文化的惯性却导致一些人要隐瞒真相，歪曲事实，混淆是非，为自己、为大人物、为尊者，文过饰非。　网易历史http://history.163.com/

　　六次上书中央谈三峡问题网易历史http://history.163.com/

　　1980年2月26日，在度过了22年半的右派生涯后，黄万里终于获得了右派“改正的决定”。决定只有短短几行，称：“黄万里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 网易历史http://history.163.com/

　　经历了20多年的冤屈镇压，黄万里仍没学会看政治风向表达学术观点。从上三峡大坝的消息传出后，黄万里就先后给众多国家领导人上书，不遗余力地反对在长江三峡上建大坝。网易历史http://history.163.com/

　　他认为：从自然地理观点，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阻碍江口苏北每年十万亩的造陆运动；淤塞重庆以上河槽，阻断航道，壅塞将漫延到泸州、合川以上，势必毁坏四川坝田。目前测量底水输移率尚缺乏可靠的手段，河工模型动床试验在长期内长段落中尚欠合理基础，只可定性，不能定量，不足以推算长江长期堆积量。故此而论，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修。如果是为了发电，可在云贵湘鄂赣各省非航道上建大中型电站，它们的单价低、工期短，经济效益比三峡大坝发电要大四倍以上。就流域经济规划而言，也应先修四川盆地边缘山区之坝，如乌江电站等为宜。网易历史http://history.163.com/

　　此外，从国防的角度看，大坝建起来后无法确保不被敌袭，也很不安全。黄万里预言：“ 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 ”同时，他还指出，公布的论证报告错误百出，必须悬崖勒马、重新审查，建议立即停止一切筹备工作，分专题公开讨论，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网易历史http://history.163.com/

　　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黄万里教授没有被邀请参加工程论证。黄万里数次给中央领导人和政治局，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家监察部写信，痛述三峡工程的危害。要求中央决策层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为什么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但没有答复。网易历史http://history.163.com/

　　黄万里晚年病重昏迷中仍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2001年8月27日，他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网易历史http://history.163.com/

　　黄万里报憾辞世网易历史http://history.163.com/

　　“圣人出，黄河清”是封建时代的人文思维，带有谶纬迷信色彩，在严肃的科学论证面前，本来上不得台面。但当时的某些参与决策者，竟然将这种腐朽观念奉若神明。苏联专家不会懂得这个掌故，肯定是中国人才会搬出这种错误的人文思维作为武器，为错误的技术思维开路。该工程当时没有问责制，如今要想问责，主要决策者已经不在了，剩下几个技术官僚和科学“泰斗”，在责任上“顾左右而言他”，肉烂嘴不烂。网易历史http://history.163.com/

　　在既有三门峡和阿斯旺的前车之鉴、国内也存在众多反对意见的背景下，三峡工程议案于1992年被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票通过，反对177票，弃权664票，赞成票数之少，在人大历史上是空前的。网易历史http://history.163.com/

　　国家机器需要“标准件”，“独立思想者”如黄万里教授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纷纷落马，或被弃置不用，形成了人才选拔上的“精英淘汰制”，这就为好用听话的“标准件”入选创造了条件。经过“文革”对文化、道德的摧残，急功近利的技术思维逐渐占据上风，也就不足为怪了。网易历史http://history.163.com/

　　三门峡工程不足四年就现世现报，水利工程逐渐变成了“水害工程”。在难以逆转的生态灾害形成之后，如何恢复生态，能否拆除这个废物，就成了谁也负责不了的“老大难”。谁又能够想象，将来三峡工程正式退休以后，后代子孙该如何为它老人家送终？网易历史http://history.163.com/

　　黄万里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对三门峡的意见不幸言中，痛心疾首，反复叨念：“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晚年病重昏迷中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如今三峡工程竣工，库区清污成本和长江航运成本剧增，已是不争之事实。据三峡工程防汛办提供的气象资料显示，“今年（编者按：指2005年，下同）4月份三峡坝区天气复杂和剧烈变化程度为近50年同期所少见”，请看《中国三峡工程报》的报道：“今年4月三峡坝区气候反常。气温并没随夏季的到来逐渐上升，反而呈下降趋势。4月末平均气温不足12摄氏度，4月中旬周边山区还出了较大范围的降雪，月内有3次降温过程，温差升降剧烈、颠倒错位的现象严重。另外，4月份全月降水量为236.5毫米，破坝区近10年降水量最高纪录，破宜昌地区近118年同期降水量最高纪录。” 网易历史http://history.163.com/

　　三峡库区地质环境复杂，暴雨、洪水频发，自古以来就多滑坡。三峡大坝坝址附近区域为坚硬的花岗岩，向上游则多以碎屑岩、碳酸岩为主,包括侏罗纪遗址的粉砂岩。地质容量、环境容量的天然不足，仅国土资源部查明的滑坡就有2490处。近两年我国南北气候反常，今年重庆地区大雨滂沱，多处发生山体滑坡。这些现象是否与生态上的变异有关，虽有待专家们继续观察论证，恐怕也无须久待。



核心提示：今年是黄万里先生逝世5周年。出身名门，作为黄炎培之子的黄万里，一生中的转折点就是黄河三门峡工程上他的坚持己见。右派平反后，他曾六次上书国家领导人反对在长江三峡上建大坝。本文发表于2005年。

他不停地写，不停地上书，一直到写不动还在写，也不管他的右派身份。他说，我只管写，听不听、采纳不采纳是领导人的事。他这种坚持真理的精神是一贯的。口述/丁玉隽记录整理/关昕

引发争议的三门峡大坝

黄万里晚年同样不赞成修建三峡大坝

黄万里:原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因反对三门峡工程成为清华大学三大右派之一，后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标本。

丁玉隽: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小女儿，黄万里的妻子，早年留学日本，后就职于清华大学。

我的丈夫黄万里1911年生于上海，他是民主人士黄炎培第三子，1932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1934年赴美，相继在康奈尔大学、爱荷华州立大学、伊利诺大学学习，1937年春学成归国。

“以后请你不要再来了”

1937年黄万里回国乘坐的轮船经过日本，此时正好是我们放春假的时候。先前我们每次回国都是坐日本船，我有一个同学是上海人，她很活跃，她说我们这次回去坐坐美国船，看看美国船的服务怎么样。我们就选了从美国经过横滨的船，而这艘船上正好坐着黄先生。

我们从东京坐火车到横滨上船。我们一群女孩子，和黄万里他们一群从美国回来的男孩子就这样相遇了。

他们的年龄比我们大得多。我与黄先生之间相差6岁，我当时就觉得他是年纪很大的人，一定很有社会经验，但对他没什么好的印象。我觉得我比他小那么多，他把我当小孩子看待。他童心未泯，非常天真诚恳，感情丰富，和他在一起觉得很放心。在船上度过两天一夜，走的时候大家互相留了地址。

后来，他从南京下了火车，提着他的小箱子，拿着他的履历表，就来找我了。我都差不多忘记了，我觉得他是挺老成的一个人，但没有觉得可以和他做朋友。我还在念书，在女子学校也没有接触过男孩子，根本没想过要找一个男朋友。

第一次他来我家时父亲没看见，第二天再来时，父亲看见了就问我，怎么认识的？我说在船上认识的。父亲又问我，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我说他是上海人。父亲说，上海人是靠不住的，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让他到家里来。我说，我又不是只给他留了地址，而是给大家都留了，以便以后互相联系。父亲亲自到客厅对黄万里说:“以后请你不要再来了。”

当时南京有一个单位接收这些从国外回来的专业技术人才，我姐夫也在这个单位，黄先生就认识了我姐夫，通过我姐夫找到我们家里来。姐夫和姐姐正筹备结婚，我们大家经常凑在一块儿玩。父亲不同意我们的婚事，黄炎培老先生知道后，找来一个朋友提亲。但那个人不敢跟我父亲说，怕被父亲回绝了，耽搁了几个月，后来黄老先生又找了我父亲的秘书陈希豪来说。陈希豪与黄老先生有交情，挺仗义，父亲非常信任他，因此就同意了。我也同意了。

后来抗战爆发，上海打仗了，南京开始撤退。我就回不了日本了，也没有地方可念书。中国在战乱的时候，有女儿的都要赶快出嫁，免得麻烦。我那个时候无所谓，觉得黄先生挺老实的，比较靠得住。他喜欢比较自然、比较朴实的人。如果按照他当时的情况以及他的关系，他可以找到很漂亮的女大学生，但他没有这种想法。

他开着破吉普车来结婚

后来国民政府瘫痪了，很多人都往后方撤退，我们家也退到了庐山。当时黄万里已经在四川水利局找到工作，要去四川。他开着他父亲的破吉普车来庐山与我结婚。由于是在战乱，婚礼很简单。当时黄老先生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已从南京迁到武汉。婚礼后，我们也要路过武汉去四川。本来那是一辆破汽车，可黄老先生舍不得，就让他把车开到武汉。然后他开着车，过了九江，但车开到长沙坏了，没法再修，就把车丢在了长沙。之后我们从长沙坐火车到武汉。

我在武汉见到了黄老先生，他非常高兴，给我们做了很多去四川的准备工作，到宜昌的船也是他帮助我们办理的。从武汉坐船到了宜昌，但民生公司没有船了，我们只好租了艘木船，逆流而上。这是很危险的，很容易翻船。幸运的是，没走多久就碰到从南京来的家属逃难大船，我们丢了小船上了大船。巧合的是，我们家人正好就在那艘大船上。

四川8年是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8年，我们6个孩子有5个是在四川生的。第三个孩子出生在一个工地上；黄先生在三台整治涪江航道，我们有个孩子就是在那儿生的。

我们住在江边的高坡上，茅草屋。1940年三台被轰炸过，我们住在三台县城一个银行行长的房子里，当时我和孩子们就在门旁边。房子对面的街上爆了一个小小的炸弹，幸好没有伤着人。如果炸弹再多投一个的话，我们就麻烦了。后来，他们水利局的人都去收拾炸弹留下的残渣。

在四川期间，货币贬值严重，工程人员很难靠薪水生活，因此黄先生就组建了长城公司，承包工程，包括为美军建机场、修宿舍。美国飞机从那个机场起飞去轰炸日本军。但这个公司在抗战胜利后就结束了，工程人员各奔前程，黄先生回到了南京水利部门。

水利部门先派他去江西，后来又派到甘肃做水利局长。我们刚到甘肃的时候特别不喜欢那里，后来住了一段时间，发现那地方很好，夏天很凉快，没有蚊子，有各种瓜，比如哈密瓜。他在那儿大干了一场，把老部下都带过去了，做了好多工程。他二哥黄竞武在上海被害后（编辑注:黄竞武为黄炎培次子，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的父亲。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省主席对他很好，说你赶快走，不走要出问题。他就把我们送到上海。当时上海已经被解放军围攻，我们半夜下了飞机出不了机场，第二天清早才出去，后来我就在上海等到解放。他从甘肃辞职，去了香港，之后从香港到了上海。

反对“三门峡”工程

1949年，上海刚解放，东北农林部就到上海来招聘建设东北人员，黄万里去应聘了。我们8月份离开上海，9月18号到达沈阳。他在东北水利局做了一个冬天，1950年去了唐山交通大学。

在唐山，黄先生开始尝到政治运动的滋味。黄的同事沈智扬被扣上“贪污”的罪名，黄先生对他说，“你要是贪污了就必须承认，但你要是没贪污，也不要瞎说一气，瞎说也不好。”这话被工人听到后，黄万里遭告发，成了被怀疑与批查的对象。

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黄万里调到清华大学。1956年，黄万里不同意苏联专家提出的“三门峡”规划方案，坚决反对上马“三门峡”工程。他在大会上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中国水利》却在1957年第7期刊登他们当时开会的情况，包括他在会上的发言，第8期却是批判他的文章，第9期还是批判他的文章。人家怎么批判他，他当时在会上怎么说的，都是历史事实摆在那里。

现在，三门峡的问题是已经明摆着的了，各种杂志、网上都有很多材料，大家都看见了。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人认为他的意见很重要。

1957年春，黄万里在清华校刊《新清华》发表短篇小说《花丛小语》，批评“三门峡”工程。清华大学多次开会批判他。校党委向他宣布划为右派分子的处分决定时，他说:“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虽然我没有直接听到他说这样的话，但这样的意思肯定是有的。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师胡家博、李亚莉和当时的学生党治国、李晓凤、张锡彩等人，也因为黄万里辩护而被打为“右派”，特别是党治国，受了很多苦，还差点被枪毙。黄先生虽然在单位遭到批判，但他回家后照样干他的，看书、洗澡、出去遛达，这些遭遇不妨碍他，不影响他。

他被打为右派之后，先是在密云水库工地劳动。我去工地看他，住在半地窖里，又冷又饿。直到1960年才从工地撤回来。那时正是生活紧张的时候，我们住在清华解放前盖的新林园平房里，院子很大。他就在院子里种玉米、南瓜、各式各样的豆子，虽然以前没种过，但种得好极了。甚至到1964年的时候，还剩下几百斤老玉米，后来都喂鸡了。北大有几个男同学，每个礼拜都来吃一次。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我们被赶出来，职工抢进去住了，一所房子住两家人，院子里盖了很多小房子。

1966年“文革”爆发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来抄了我们家，没有抄到什么。8月24日，我被校医院叫去开会，开完却不让我回家，让我在办公室坐着。等我回家一看，黄万里已被红卫兵打得浑身是血。后来黄先生自己给周总理写了一个条子，具体写的什么，我记不清了，但肯定是反映清华打人的事。我把这条子送到国务院接待室去。几天后，上面派人来清华宣布，不准打人。

1969年，我们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血吸虫疫区，后来有些人得了血吸虫病。我们住在像兵营一样的大仓库里。黄万里被斗得精神恍惚，连自己都搞不清是不是特务了，还给大女儿写信，让大女儿帮助回忆一下，自己是不是特务。1970年6月的一天，黄万里中暑了，发高烧，但两个头头折磨他，说，要到39度才可以不干活。1971年，我们才从江西回到北京。但黄万里仅仅在北京呆了半个月后，又被下放到三门峡水库打扫厕所。他身体不好，前列腺出了毛病，甚至出现了血尿。“四人帮”垮台后，他回到北京治病。

“一直到写不动还在写”

1978年，清华大学三大右派之一的黄万里在全校最后一个摘掉了右派帽子。那时他已经退休，实际上应该是离休的。

1949年10月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算离休，而他1949年8月在上海参加过招聘团，担任东北水利局顾问，那时起就享有供给制，没有工资。但清华没有管他这一段历史，改为退休了。当时小女儿生小孩，我正好去美国。走的时候，我说你一定要知道你应该是离休而不是退休，可是清华还是给他办了退休手续。我回来说不对，让他们去调查，他们调查了一年多，没有结果。

后来当过清华校长、以前在东北农林局管水利的刘达说，你们不要调查了，我知道黄万里什么时候到的东北，他是1949年9月到的，应该算离休。清华才停止调查，给他改为离休。离休是一种政治待遇，还有工资差别，离休是100%，退休是80%多。而公费医疗，离休是可以全部报销的，这一点很重要，要不是离休待遇，后来他五次手术，连工资都不够。

虽然离休了，但黄先生仍然要上课，要发表他的意见，发表他的论文。没有别的意图，不是说他上课，要给他加工资。解放前他就是二级工程师（教授），而他去世的时候还是二级工程师，这些他不计较。但这是资历的问题，一直是二级工程师，那你这个人几十年干了什么？

当时，学校让他申请带博士。他说我有资格带博士，我不用申请，要考虑我的资历，考虑我的学识，你们认为我能带博士，那就应该聘请我，而不是我来申请。他不申请，但学校有关方面说，假如你不申请的话，就不能带博士，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带博士。

80年代上马三峡工程，他一开始就反对，写过好多文章，给每一个总理上书，写他的意见，一直到他写不动还在写，也不管他的右派身份。他说，我只管写，听不听、采纳不采纳是领导人的事。

他这种坚持真理的精神是一贯的。

1998年长江洪水后，黄万里感到以前在水利授课上有不足，于是向系里呈上书面申请，列出讲义，要求上课。系领导同意了他的请求，为他安排了一堂给研究生班和教师的课。黄先生很高兴。那一年他88岁，身患癌症。他指定要穿白色西服，打上红色领带、戴着黑色领巾。他觉得讲课不容易，要穿得整齐，才能提高学生注意力。他坚持站着讲课，自己写板书。

2001年8月20日，清华大学水利系为黄万里举行90周岁生日祝贺会。之前，他表示希望能坐轮椅到会上去，但19日开始发高烧，没能去成。27日，就去世了。

觍颜欺世，盗名自肥——评说张光斗　
　　山东大学附中　李昌玉
　　被誉为“水利泰斗”的中国两院院士张光斗先生，最近在央视荧屏上面对亿万观众宣称：“当初修三门峡，我是不赞成的。”……　
　　荣辱成两端，是非随风变
　　大约十天左右前，忽然在央视的“经济半小时”节目上看到一个关于三门峡水库的访谈节目。接受访问的是被称为“水利泰斗”的张光斗（1912－－　）先生。根据这次访谈发表的文章叫《张光斗抨击设计错误，渭河灾起三门峡》。今年渭河遇到大雨，内涝成灾，虽然电视也有报道，但是和1988年对长江洪水的报道相比，力度小多了，我们的印象也就浅多了。对于我们这些远离渭河的人来说，反正天高渭河远，与我有何关系，所以，对于渭河水灾的问题，我实在是不甚了了。这时，忽然看到“经济半小时”在大谈特谈三门峡大坝问题，我想这个对中国老百姓掩盖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机密”大概会公之于众了吧。
　　对于中国的芸芸众生，尤其是今天的中青年人来说，三门峡大坝有两个机密，一个是它在技术上是完全错误的，已经贻害四十几年，一个是把正确地反对修坝的树立专家黄万里打成右派。
　　“经济半小时”的这个节目总算说了一句真话，承认了三门峡工程是一个“错误”，并且用事实证明它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错误。不过，它不能“上纲”到这个高度。
　　人们总以为，那些以满嘴谎话来推销假冒伪劣产品的人，不外是商人掮客以及下三栏的政客、新闻记者等等。然而，没有想到，这位声名显赫、学富五车、德高望重、满头都是灵光圈的学者教授、两院院士张光斗先生，他竟然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央视“经济半小时”节目中，篡改自己的历史，把47年前赞成修建三门峡大坝的事实颠倒为“当初修三门峡，我是不赞成的。”如此觍颜欺世，盗名自肥，把自己冒充为47年前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的先知、预言家，脸不红，心不跳，这实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弥天大谎。
　　凭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给张光斗先生再加上一顶桂冠：说谎大师。
　　对于三门峡建水电站这件事，我们这些70岁以上的知识分子还是知道一些由来的。那就是在建坝之前，黄炎培的儿子、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教授黄万里（1911－－2001）是坚决的反对派。他认为建了大坝要挡住泥沙下排，抬高上游河道，造成难以挽回的灾难。作为水利专家，作为科学是非的争论，在圣上倡导“百家争鸣”的日子里，就是为了这个“反对”，他，黄万里，被打了右派，而且是“钦定”的右派。那时，铺天盖地的舆论是“圣人出，黄河清”。认为三门峡修了大坝，把泥沙拦训拦蓄在中上游，黄河下游的水就清了，从而可以反证“圣人出”之旷世奇勋，所以修建三门峡就具有了无与伦比的政治意义象征意义，因此以任何理由反对修建大坝都是恶贯满盈罪不容诛。
　　黄万里不但在70人的水利专家会上，前后7天，力辩群雄，直犯龙鳞，反对修坝，而且还要写小说表示反对。一九五七年，黄万里于五月底六月初分两段在校内报纸《新清华》上发表了《花丛小语》随笔小小说《花丛小语》中有两段话。一段说，新修的道路反浆，致使31路（如今的331路）公共汽车停驶。“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种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就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另一段直接指黄河三门峡：“你看章某原来有他自己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已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流河治。”这里歌颂美国是一罪，反对修坝，讽刺“歌德派”又是一罪。只要有其中一罪，都是足以打右派的。我这里的引文是出自网上的，所谓　“章某”，发表在2002年第8期《读书》上的文章以“××”代替。这个“章某”就是“张某”，即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也。
　　由此可见，远在40几年前，黄万里和张光斗就结下了一箭之仇。　
　　校方将《小语》上报毛泽东，毛随即加上“什么话”按语在六月十九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出，供全党全国批判。《小语》以《百花齐放颂》（调寄《贺新郎》）开头。毛泽东主席在见到黄炎培副委员长时说：“你家也分左、中、右啊！”又说：“黄万里他把百花齐放的形势写成‘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这样，他，黄万里荣幸地成了“钦定”右派。后来毛泽东批彭德怀时还说：你和黄万里一样脖子后头生了一块反骨。这就可见伟大领袖对他治下的这个知识分子是多么耿耿于怀了。
　　三门峡水库是由苏联专家设计、负责施工的工程。在建国初期，这是倾国家财力修建的“巨无霸”工程。张光斗因为赞成修坝成了三门峡的中方技术负责人。试想，怎么会任命一位反对修坝的专家承担这个重任呢？
　　修建三门峡水电站，本来是一个科学是非的问题，是一个论证与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问题，结果因为变味为一个最高决策者的政治声誉问题，结果使清华大学的两位水利专家荣辱两端，一位因为曲学阿世而享受殊荣，平步青云，一位因为特立独行，坚持科学精神而蒙难23年。
　　而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40几年之后，在三门峡大坝的是非已经昭然若揭的今天，当初赞成修坝的张光斗先生，他本来应当借此机会向国家向人民反省、检讨、道歉、自责，现在竟然大言不惭地说“当初修三门峡，我是不赞成的”。翻云覆雨，摇身一变，把昨日之非，说成了今日之是。患健忘症如此，不知是否因为高寿使然。
　　觍颜欺世，盗名自肥
　　关于三门峡水利工程，“经济半小时”节目，借“水利泰斗”说了一句言简意赅的真话绝话：“错误”，“三门峡水利枢纽应该尽快放弃发电，停止蓄水。”但是，张光斗却少了一点自知之明，一点科学家的良知。
　　爱吃后悔药的人，常常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来调侃解嘲。张光斗当初发昏，“站队”站错了，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可是他却非要把自己打扮成圣贤，成为先知，成为“三年早知道”－－1958年马蜂创作了一篇短篇小说《三年早知道》，其主人公赵满屯有一句口头禅就是“三年早知道”。这实在是太不高明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当初错了，现在却要乔装为“反对派”，彻底赖帐，就不是好同志了。
　　反之，黄万里不会随风转舵，反而逆风背时，高唱反调，所以只好把他的嘴封死，再打进十八层地狱。结果，事实却不幸被他言中，三门峡大坝成了造成陕西渭河平原几十万人民几十万亩土地灾难的根源，三门峡工程成了矗立在黄河上劳民伤财祸国殃民的活样板！
　　今年渭河流域遇到并不大的大雨，但是因为修建了三门峡水坝之后，泥沙淤积，渭河由地表河演变成了地上悬河，却遭到大灾大难，几十万亩农田减产绝产，寒冬届临，至今仍有20万灾民无家可归，衣食艰辛，流离失所。实践更加验证了黄万里坚持科学真理、宁折不弯的伟大人格。
　　在四十几年之后的现在，如果张光斗先生以一位见证人的身份，以一位水利权威的身份，秉持公心，仗义执言，站出来总结一点历史的经验教训，说明压制民主，压制“百家争鸣”，先是造成黄万里受难，而后就造成了几十万陕西人民受难，造成国家的重大损失，这也不失为做人的起码道义，何况现在他是安安稳稳地躺在平安保险公司的红色保险柜里说话，并不冒犯任何政治风险，何乐而不为呢？如果张光斗先生还有一点科学家的良心，还有一点做人的良知，再有所反省检讨，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可是在这个访谈中，令人惊讶莫名的是这位张光斗先生一方面完全隐瞒了黄万里为反对修大坝而蒙冤受难的历史，另一方面把自己说成是“当初修三门峡，我是不赞成的”的先知。这样冒名顶替，欺世盗名，叫人听了真是目瞪口呆，汗毛倒竖。好在整个访谈都有案在录，大家都可以上网查到（经济半小时：《张光斗抨击设计错渭河灾起三门峡》）。如果当初张光斗果真反对修建大坝，那为什么没有公开表态？为什么不大声疾呼？为什么只打黄万里的右派而不打张光斗的右派呢？
　　黄万里因为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而打右派，这已经成了千秋铁案，路人皆知。张光斗先生怎么能推翻它蒸发它呢？如果张光斗先生为了贪功冒爵，把黄万里拉出来陪伴一下也不失为下策，可是他做贼心虚，在访谈中，竟然敢于把“黄万里”三个字抹杀得了无痕迹，好像在反对三门峡修建大坝这个问题上，他倒成了历史的唯一功臣。有趣的是“张光斗告诉记者，当时在讨论会上还有其他一些人对工程设计方案提出了反对意见，其中最坚决的是一个年青的水利工作者，他叫温善章。”难道张先生竟然健忘了“反对意见”中“最坚决的是黄万里”而不是温善章吗？拿温善章做陪衬，隐瞒“黄万里”其人，是出于嫉妒，或者出于报仇，还
是出于禁忌呢？　
　　奋笔疾书，揭穿大谎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精警犀利，应该万古流芳。他老人家说：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
　　黄万里的一位学生，他叫党治国，听了张光斗欺世盗名的弥天大谎，立刻奋笔疾书，写出了一篇两万八千字的长文《纪念黄万里老师：科学的良心》，以见证人的身份，以铁的事实，揭示出历史的来龙去脉，揭穿了张光斗的弥天大谎，剥下了张光斗的“伪装”。党治国说：“三门峡工程的一切问题和灾难都按黄老师的预言来了。从我们自己的这一重大失败中总结教训，可以使我们获得大量思想资源。但传统文化的惯性却导致一些人要隐瞒真相，歪曲事实，混淆是非，为自己、为大人、为尊者，文过饰非。
　　1992年1月8日的《政协全国委员会简报第10期（经济10期）》上有一段令人吃惊的话：‘张光斗委员说，三峡工程是个大工程，各方面有不同意见是好事，深入讨论后可以把问题搞清楚，便于领导决策。如三门峡工程那时大多数人赞成搞高坝大库，少数人不赞成。后来证明少数人对，而多数人错了。但三门峡的经验教训不能硬搬到三峡来，认为在三峡工程问题上也是多数人错而少数人是对的，要分析研究。更不能认为那时对三门峡工程持错误意见的人，今天对三峡工程的观点也不对。我那时是反对修建高坝大库的，赞成设大量底孔，意见是对的。但不能说我现在对三峡工程的意见也是对的，要分析研究。’看到这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事实是：
　　1、当时只有黄老师一人反对修三门峡坝，温善章一人提请改修低坝。其他全体赞成修高坝，拥护苏联原计划。　
　　2、除黄老师外，张光斗和全体参加讨论的人都赞成修高坝，只温善章一人提议修低坝。
　　3、最后黄老师提议留排水洞不堵，全体赞成，但在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原议。并非张光斗一人赞成留排水洞。更没有证据说明张光斗当时‘反对修建高坝大库’。”
　　这真有意思。十年以前张光斗就在为“翻案”而制造舆论准备。张光斗先生真会玩弄脑筋急转弯。一方面说“如三门峡工程那时大多数人赞成搞高坝大库，少数人不赞成。后来证明少数人对，而多数人错了。”另一方面马上宣称自己是“少数人不赞成”中的一个。中国有句古话叫“欺世盗名”，但是像这样“欺世盗名”却不幸成了“掩耳盗铃”，叫人觉得少了“泰斗”的聪明，多了庸众的愚蠢。这是否因为名令智昏了呢！写到这里，笔者猛然想起了一句久已淡忘了的警语：资产阶级思想是万恶的根源。何谓资产阶级思想？按照旧说，就是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也。黄万里是死了，但是历史怎么可以这样伪造呢？一个曾经闹得神州大地万人唾面的人物，一个闹得神州大地沸反盈天的工程，怎么会这样容易从人们的视线中记忆中悄然消逝得无声无影无踪了呢？张光斗先生自己可以健忘，天下人难道也会健忘吗？
　　人性之丑恶啊，竟然是这样的贪得无厌。古人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张光斗已经是92岁高龄的功成名就功德圆满之士，怎么不会以自己的善良厚德、宽宏大度赢得世人的尊敬和谅解。张光斗先生头上顶着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满头桂冠。增加一顶不为多，减少一顶不算少。他即使没有反对修三门峡大坝的功劳，也仍然会稳坐“水利泰斗”的金交椅。相反，黄万里一生都受到打击排斥，即便后来给他“改正”了右派，他也矢志不改坚持科学的倔强脾气，在全国人大通过修建三峡水电站决议之前和之后，仍然逆风倒行，两次上书六封，言之铮铮，极力反对，直斥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工程，所以，他终其一生都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不知趣的人，不知道随波逐流的人，不知道随风阿上的人，只落得被打击，被羞辱，被冷淡，被晾干，被边缘化，成了社会的异类。作为水利专家的同道之人，张光斗先生对于已经作古的黄万里竟然会没有一丝一毫高贵的或廉价的的同情心怜悯心，更不必说有一点赞扬敬仰之心了。一位一向受人尊重的饱学之士，冷酷如此，残忍如此，道貌岸然如此，也实在叫人佩服了。时至今日，张光斗先生还在记恨或嫉恨黄万里在《花丛小语》中的射向“章某”的一箭之仇吗？　
　　知识分子，特别是科技知识分子，服膺的是科学，是事实，是论据，是数据，是求证，是实事求是。但是，像这位张光斗先生，忝附台阁，经过几十年的熏陶和改造，已经脱胎换骨，学会了曲学阿世，投机取巧，望风转舵，尤其是学会了标榜自己一贯正确，从来没有错误，浑身充满了台阁气，所以对于自己经历过的同一件事，今天可以这样说，明天可以那样说。他们已经失去了良知，失去了良能。他门已经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二字。他们只图永远占尽风光占尽商机！
　　什么叫知识分子？那就是因为他代表了社会的良心、良知、正义、诚信。像具有中国两院“院士”这种身份的人，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社会精英，国家栋梁，民族灵魂，大众偶像。他们更应该洁身自好，保持自己的良知良能，说真话，办实事。如果连代表社会精英、国家栋梁、民族灵魂、大众偶像这样的人物，为了贪死人之功，都敢于谎言欺市，那么，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还有什么出息的呢？！如果连会精英、国家栋梁、民族灵魂、大众偶像这样的的代表人物都这么堕落，这么下浊，这么丑陋，这么卑鄙，这么寡廉鲜耻，这么觍颜欺世，盗名自肥，这么蘸着死人的政治鲜血来涂红自己的顶戴，那么在茫茫的天宇之中，何处去寻找我们的希望之星、我们的精神家园呢？
　　张光斗，中国知识精英堕落的代表！
　　黄万里，中国知识精英光荣的楷模！
　　旁观者昏，当局者明　
　　这篇文章本来是结束了，可是，心里却觉得文未尽意，题未尽意。像张光斗先生，本文的题目起先我用“移花接木，黄冠张戴”八个字，觉得不能尽意，然后改为“觍颜欺世，盗名自肥”八个字，稍稍好了一点，但是这八个字能够概括他的特点吗？似乎也难尽意。
　　说他“欺世盗名”也罢，说他“沽名钓誉”也罢，说他“利欲熏心”也罢，总有辞不尽意的缺憾。我想，根本原因在于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样板，这样的人物。张光斗作为一个人物具有空前的典型性，作为一个故事具有空前的原创性。他具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他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中国没有过，苏联也没有过。只有在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社会环境、历史环境与政治环境中，才可能滋生出这样的典型人物。语言词汇是生活的表现，事实的概括。因为历史上没有过这样的人物和故事，所以也就找不到现成的词语来表达。　
　　网上有跟贴说“张光斗简直是郭沫若第二”。照我看，这是抬举了张光斗。虽然他们两个人在跟风迎上方面都堪称一流水平，各有千秋，但在头脑发昏只要名、不要脸这一点上，张光斗比郭沫若岂止更上一层楼。张光斗在外界是一个倍受恩宠、流光溢彩的“水利泰斗”，自从他在央视荧屏上面对亿万观众宣称“当初修三门峡，我是不赞成的。”那一刻起，他就彻底葬送了自己的名声，暴露出他在灵魂上是一个卑微的下劣的蝇营狗苟、利欲熏心的小人。
　　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的只有一个人就是黄万里，张光斗没有反对过。这是事实。黄万里因为反对修建大坝而打右派，张光斗因为同意修建大坝才得到重用，从此青云直上。这也是事实。
　　既然这样，张光斗先生在几十年之后为什么要站出来贪功翻案呢？他的动机是什么呢？他不曾想到这样做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吗？如此聪明的人怎么会出此下策呢？这算得上聪明反被聪明误吗？笔者实在纳闷。在本文中，笔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设想了许多原因，但是恐怕都是主观揣测，没有一句说到实处，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真正的动机，只有张光斗自己明白。所以我说这是旁观者昏，当局者明。
　　黄万里的儿子说话了　
　　本来笔者是由读到党治国的文章，才激发出写作的灵感，从11月13日开始起草，在不断地修改中，到18日在网上又读到黄万里的长子黄观鸿公布的资料《黄万里生前控告张光斗在黄河长江问题上谎言惑众》。黄观鸿是对张光斗在央视的发言和党治国文章作出的的回应。　
　　黄观鸿写道：　“历史事实是，在这70位全国水利专家7天讨论会上，只有黄万里一人舌战群儒，力排众议，根本反对修坝。另有温善章提出改修低坝。最后黄提出，如果一定要修，则在坝下留底孔排沙。这段历史事实，现已板上钉钉，记载于《三门峡工程争辩史料》上了。《三峡探索》的木兰评论质问得好：‘我们不能理解为何中央台记者谈到三门峡而忽略黄万里。没有黄万里的三门峡是不可想象的，是不完整的，也是不真实的。稍稍对三门峡有点了解的人都清楚，只要提到三门峡问题，黄万里的名字是越不过，绕不开的。中央台的经济半小时谈三门峡而不提黄万里，不知是善意的无知还是别有用心的故意’。至于那位年事高到‘其言也善’阶段的‘水利泰斗’，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也许以为这些报道可以用来蒙蔽年轻人，洗刷掉他‘双院士’的历史污点，或希图混充中国的‘布鲁诺’，去见牛克思。人们仿佛看到，跪在杭州岳庙前的秦桧突然站起来说，女士们先生们，是我当年朱仙镇大破金兵，直捣黄龙府…。
　　作为黄万里的长子，笔者认为，是时候了。是公布家父黄万里1993年向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投诉张光斗在黄河与长江问题上的谎言惑众的时候了。1994年家父委托我三姑，随身带到美国两封控告信底稿，从美国本土再寄给已定居马里兰的我与三妹黄肖路。家父在给我们的信中写到：‘附寄二控告信，向最高检查机关的，希望你们再复制一份，使你们两家各存有一份。以前曾寄去寄中共常委江泽民的三封信，劝勿修三峡高坝，以免祸国殃民。这样前后共有五信，各存你们两家，请珍藏。’又写到道‘在适当时候，待我通知你们时，可以发表。在我身后，也可以发表’。看来，1994年家父业已料到，在三门峡大坝旁跪着的秦桧们，会再次站起来翻案的。”　
　　黄观鸿发表的《案送中共纪委案一：张光斗在黄河与长江问题上的谎言惑众》，黄万里概述了张光斗的发言，满篇都是闪烁其辞，根本没有什么“不赞成”的表态。正因为如此，所以黄万里在《花丛小语》中才予以嘲讽。请读：
　　“1、清水下去有什么坏处呢？我还想不出什么坏的地方。（黄万里在此批道：其意是可以拦沙库内，只让清水出库）
　　现在讨论中感到未知数太多，说不出一定怎么样最妥当，有人提出排沙，我认为如果不会使下游河道淤高的话可以多排些，水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一些。拦沙排沙哪样好？排沙的话能排多少？虽然经过计算或是模型试验，都还不能使人完全信服，因此在这些方面不要把自己束缚的太死。
　　2、关于综合利用的看法，我认为不一定非要面面具到（不可），如果某一项化（花）不来，就可以不考虑，还是同样是综合利用。　
　　3、问题不一定全能用计算说明的，还要靠一定的判断，在总目标之下慢慢抬高水位走着瞧，用运用中的事实修改计划，由于未知数很多，我们的工程措施也要有弹性才好。近期计划要不防碍将来的发展。
　　有了计划也不一定全能照计划办，要看发展的情况而有所调整。
　　看上去这种想法似乎是摇摆不定，这是由于我们还不能掌握住它的规律，关于水土保持工作把握性不大，工作也非常艰巨，所以希望越早进行越好。”　
　　关于政协简报，黄万里生前当然也看到，并且十分气愤，写下了按语。黄观鸿公布如下：“（二）　1992年讨论长江三峡高坝时，张光斗在政协会上、人民日报上、电视发言上扯谎的情况：
　　政协全国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简报》第十期（经济10期）
　　经济委员会 1992年1 月8日
　　经济委员会三峡工程问题座谈会发言之八
　　历史经验值得借鉴，但切记硬搬　
　　张光斗委员说，三峡工程是个大工程，各方面有不同意见是好事，深入讨论后可以把问题搞清楚，便于领导决策。对中外历史经验，必须分析研究，虽然很值得借鉴，但切记生搬硬套。如三门峡工程那时大多数赞成搞高坝大库，少数人不赞成。（黄万里在此批道：这是谎言，当时只有黄万里一人反对修三门峡坝，温善章一人提请改修低坝。其他全体赞成修高坝，拥护苏联原计划。）后来证明少数人对，而多数人错了。但三门峡的经验教训不能硬搬到三峡来，认为在三峡问题上也是多数人错而少数人是对的，要分析研究。更不能认为那时对三门峡工程持错误意见的人，今天对三峡工程的观点也不对。我那时是反对修高坝大库的，（黄万里在此批道：这是谎言，张光斗和全体都赞成修高坝，只温善章一人提议该修低坝。）赞成设大量底孔，（黄万里在此批道：最后黄万里提议留排水洞不堵，全体赞成，最后苏联专家坚持原议。并非张光斗一人赞成。）意见是对的。但不能说我现在对三峡工程的意见也是对的，要分析研究。……（余略）”　
　　以为自己手上握有话语霸权，可以无所顾忌、言所欲言的时代，已经终结。请以此为诫。

zhfboshi · 发表于 2010-5-29 23:47:49

太深奥了

zrongxun · 发表于 2010-5-31 12:55:29

正值的人不懂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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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天说地] 盗名自肥——评说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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